永嘉学派略论——以叶适为中心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事"体现了价值层面的追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价值层面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道"相联系,但永嘉学派同时把普遍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的"道"与人的"日用常行"或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永嘉学派对践行、对人所做的"事"、对"道"与日用常行之间结合的注重,同时关联着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概念,即"势"。进一步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人格完善的这种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叶适提出的"内外交相成"这一观念,便十分集中地彰显了永嘉学派既注重于外在的事功,又肯定人自身的完善这一特点。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其思想渊源。我们重视对叶适哲学思想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他的思想先驱、永嘉学派的导源者薛季宣和陈傅良哲学思想,本文试就对他们作一点初探。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正> 南宋时期,浙江儒学极盛,形成了地区性的三个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地区,历史上称为“浙东”,所以有“浙东学派”之称。浙江三派的思想倾向有同有异:陈亮专言事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以经制言事功,历史上称为“事功之学”;     

徜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葛洪儒道兼综思想剖析

葛洪是中国道教金丹道派的奠基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这是他儒道兼综思想的自我定位.葛洪出身于士族世家,早岁熟读儒书,中年立业封侯,因受叔祖葛玄的影响,中年一度及晚岁驻足罗浮山修仙入道,这就徜徉于入世与出世之间.而道术儒修无二致,神仙忠孝有完人,自是其毕生思想及为人的写照.葛洪视民间"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而斥"淫祀奸邪,礼律所禁".修道不忘儒教,为金丹道派的官方正统地位提供保证,同时对后来道教发展带来影响.     

浅论唐诗繁荣的根本原因

唐朝时期,门阀士族的腐朽统治削弱,与这一统治力量相联系的经济、政治制度得到相应的改造,农民变得相对自由,庶族地主地位上升,封建国家的统一集权进一步加强.     

论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基本价值特征及其制度性缺陷

中国古代专制官僚制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形态,作为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是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形态下最严密的统治和行政体制。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官僚阶层的“阶级伦理”,与此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所独具的基本价值特征：适应现世的世俗理性主义精神;合法化基础的价值一元倾向、“官本位”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缺陷：国家制度民主的荒漠、体制的形式合理性缺乏。     

“居敬”与“行简”:宋明理学中的事功面向之检讨

"居敬""行简"是《论语·雍也》篇中的两个概念。宋明理学的发展,特别突出"居敬"的修养工夫,这就导致了其与"行简"之间的关系问题。"居敬"侧重于内在自修,而"行简"涉及外在事功的领域。二程认为"居敬"为本,"居敬"自然能"行简",而朱子则发现"居敬而行不简"的情况,于是区分为两件工夫,两者皆尽方可,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事功经验的重视。但总体上看,宋明理学还是发展了"以敬统简"的思想模式,事功面向并未受正视,过于追求最高理想,立言过高,儒者确然在历史上养成了有德而少能的不良风习,成为"儒者一大病痛"。理学所提供的心性论思想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这是需要积极肯定的,不过其在外王事功的贡献上则相对薄弱,对此需要加以深刻检讨。     

为往圣继绝学——民国年间传统治《易》路径之研究

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     

儒家事功伦理的发展脉络

儒家伦理在重视德性修养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事功精神和淑世情怀。孔子对"仁"和义利关系的理解包含着事功内容,在评价人物时亦将事功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孔子之后,由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进路在《大学》中得以确立,儒家的事功精神一度被遮蔽。北宋儒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提倡"通经达用",力图重启儒家的事功追求并积极诉诸从政实践。南宋事功学派继承这一思潮,高举事功大旗,在与朱熹的论辩中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儒家的事功伦理。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主张仁义与事功相统一,提出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统一观,进一步发展了两宋儒学的事功伦理传统。     

金盖山人闵一得传略

闵一得,<金盖心灯>、<古书隐楼藏书>、<道藏续编>的编撰者,道教全真龙门派金盖山支派的创派祖师.关于闵一得的研究,迄今已有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秦广沈的<闵一得传略>(<气功>,1987年第10期)、刘国梁的<闵小艮道教理论略说>(<宗教学研究>,1989年第12期)、盖建民的<道教"医世"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意大利学者蒙妮卡(Monica EsPosito)的<清代中国的龙门道:教义理想与地方实践>(Longmen Taoism in Qing China: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以及<闵小艮道学思想略述>、孔永劫的<闵小艮与西竺心宗刍议>、刘利的<闵小艮仙学思想泛言>(以上三篇,见http://vip.6to23.com/qgren)等成果行世.这些研究,显然更多地注意到了闵一得别具一格的"道教理论"、"‘医世'思想"、"教义理想"、"道学思想"或"仙学思想"等.对于闵一得其人,及其名下的金盖山支派,我们的认识仍是比较模糊的.鉴此,本文拟以<藏外道书>中的有关资料为根基,对闵一得的生平行迹等作一初步的考察.①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力于闵一得的生平和师承渊源的考察: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其开家创派的事功,基本认定通常所谓的金盖山云巢支派与闵一得名下的金盖山支派,也就是陈撄宁所说的"调和派"、"非南非北派",属于指涉对象并不完全一致的两个概念.第三部分,主要论列其编纂<金盖心灯>、<道藏续编>和<古书隐楼藏书>等道门文献的不朽功业.     

从《周易参同契》看易学在道教中的传播与影响

<周易参同契>作为道教易学的重要代表作,其最重要的特色是会归"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之理,借<周易>言黄老说炼丹.本文将<周易参同契>置于汉代易学的背景下,从黄老道家哲学与道教仙学的发展中,来探讨<周易参同契>如何托<周易>卦爻象为象征符号来隐喻金丹道之内涵,以展示易学在道教中的传播与影响.     

"庆历易学"发微

"庆历易学"指庆历前后学坛易学,以往学界对这个易学派别未加注意,实际上该学派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宋易系统之先河.首先,"庆历易学"开宋学重<易>风气之先.其次,"庆历易学"开宋易系统解<易>风气之先.最后,"庆历易学"开纯以儒家义理解<易>风气之先."庆历易学"重<易>、解<易>风气的实质是学术范式的转换."庆历易学"是以范仲淹为核心的学者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试论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

通行本<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对于其何以如此分篇,生当北宋的易学家程颐,在承继、整合<易传·序卦>和<易纬·乾凿度>等的观点的基础上,作<上下篇义>,明确提出以阴阳为基准分篇的原则,指明"阳盛者居上篇,阴盛者居下篇",并逐卦作了分析,丰富了人们在此领域的识见.     

《易传》与道家哲学的可通约性

<易传>和道家是先秦哲学中最具形上学思维能力的哲学流派.尽管<易传>的"尚刚"和道家的"贵柔"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方向,体现了儒道二家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然而,当<易传>和道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上学根源时,却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本文从传统形上学的本原论、本体论和体用论等方面,试图阐释这两家哲学的可通约性.<易传>和道家的形上学之所以能够相互贯通,是因为<易传>和道家的哲学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以阐释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说,"性与天道"是道家的形上学,也是儒家的形上学,不是那一家的"专利".正因为这样,儒道二家才有可能在魏晋玄学和宋代理学中走向新的沟通和融合.     

帛书《周易》以史解经刍议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的《缪和》篇中,有六则以历史故事解说《易经》卦爻辞的例子。本文分析这六则历史故事用以解经的符合程度,以证明用历史故事解经并不始于南宋的杨万里等人,而四库馆臣所谓"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并非历史事实。     

"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朱熹治《易》理路刍议

朱的治<易>体会.本文据此考察了朱子治<易>理路:一是对<易>道和<易>书的定位,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不仅仅指<易>的生生之道,而且还涵<易>书本为卜筮而作的本义;二是对治<易>困境的省思,认为因<易>之本义被遮蔽,且<易>道还需经历见得之故,故<易>成为难读的"天书".得出:朱子认定只有达至"此心大段虚明宁静"之境后,方可像圣人一样"深见<易>道之无穷",证成"学<易>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孙诒让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道咸以来,考据学渐衰,《管子》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平缓时期。生活于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在《管子》研究史上承前启后,乃清末考据学之杰出者。他的《札迻》引经据典,校勘辨疑,极有乾嘉之遗风。特别是其中的《管子》部分,充分体现其学术思想,无论内容还是特色,很有典型性。后世学者校读《管子》,多以不同版本对勘,再参以前人之成果,注重多重证据,就是受了孙诒让《管子》研究的影响。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行<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     

《四库提要》易类订疑

《四库提要》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门径之书,张之洞誉之为“良师”。但其中也偶有疏误,本文 根据目验的旧刻旧抄本,纠正了易类提要的15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