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人口流动产生了人口流出的村庄和人口流入的村庄 ,这两类村庄因为人口流动的方向不同 ,而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一般情况下 ,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更容易建立村庄共同体意识和对村庄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从而更容易建构起村庄的历史感。这就构成了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优越的村级治理基础 ,村民自治这一试图内生获得村庄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就更容易在人口流入村庄生长出来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中"村委会自治"现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自上而下在农村推行的一项治理方式的变革 ,是村庄政治的新一轮制度变迁 ,其运行绩效离不开农村现实的社会环境 ,文本的设计必然遭遇新形势下复杂的利益格局。但是 ,正如笔者在个案中所发现的那样 ,遭遇的结果并非如初所愿 ,给农村政治带来憧憬。不仅如此 ,以民主为理想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被无情地置换为与人民公社时的大队运作模式区别甚微的“村委会自治” ,这使得多数学者惯用的以民主为视窗来透视村民自治的研究路径难以面对现实的困境。鉴于此 ,笔者借鉴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将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推行视为一项制度变迁 ,选用经济利益为参数 ,来描述“村委会自治”现象的各种表征并剖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能得以真正落实的必备条件     

天主信仰在乡土社会的嵌入与融合——对浙西传统天主教村落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呈现了浙西天主教村落中的一个主要村庄——麻蓬村的天主教信仰在历史中的来源，进入乡土社会之后与周围村庄发生的文化冲突，在嵌入过程中的传播方式与细节调整，以及目前的发展与变化。麻蓬天主教信仰在历史中的植入依托了传统的宗族组织，并在植入过程中形成了血缘性的情感认同。今日村庄中的宗教氛围正逐渐淡化，这既是由于教会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功能被逐渐替代，更是由于人口流动和经济分化过程中村民的日益理性化。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农村环境问题特点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耕作模式、耕作条件、农民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与传统农村不同的变化,同时环境问题也显现出来。农村的主要污染源包括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残留物、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排泄物、村民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等。由于治理措施不配套,产生了一些污染问题,影响了村民健康。根据污染物产生的根源及转移的途径,针对性采取宣传、管控、疏导、综合利用、环保设施治理等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生活在贺兰山下的天主教徒

在宁夏北部贺兰山下有着一个名叫下营子的村庄,这里的村民大多信仰天主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这个小村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的     

村庄选举与治理中的乡政权--以江西田下村为个案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乡村社会的贯彻与实施 ,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然而 ,由于《村组法》遭遇村庄基础的不同 ,使现实的乡村关系颇具复杂性。本文所反映的则是 ,在现实的乡村关系中 ,不仅存在着乡政权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主动介入 ,还包含着村庄对乡政权的主动依赖。由此 ,建构一种乡村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