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论仁与礼、礼的稳定与变革的关系

儒家道德及人际沟通哲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第一,儒家仁和礼的关系如何?第二,儒家如何处理礼的稳定性和变革?通过符号学家索绪尔对符号结构和特性的描述,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文本分析,可以认为:儒家的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仁自身必然含有实践的性质,而礼就是仁的外显形体。对于礼的稳定性和变革的问题,儒家指出:礼既需要稳定性,也需要变革的空间,而礼的变革是必须在礼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进行的。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论战国时期儒家的变礼思想——以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为中心

春秋后期到战国以来,礼发生了一次转变,由重视日常仪节的礼仪转向重视国家制度的礼制。儒家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提出了诸如禅让、革命、王鲁和选举等关于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对礼作新的解释,以此实现社会的变革。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试论先秦儒家道德观的内向性

<正> 在绵延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道德观上的律己、责己是个重要特色,它陶冶的是内向型民族性格。儒家文化的始端——先秦阶段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位论的伦理学说,这种理论设定社会个体的道德完善是“居仁”、“循礼”、“行义”以“明明德”于天下,即按“周礼”要求来维护、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先秦儒家道德造就“志士仁人”是依靠个体的天赋本性和认识能力,把外在的“礼”转化为对“仁义”的内在自觉遵循,即首先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然后扩而充之,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以走向自我实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道德学说的内向性特点的分析,从源头上探索一下中华民族内向型性格的由来。     

儒家的人格结构及心理学扩展

人生儒学的核心是"成人"。"成人"的构成的因素和结构如何?这是理解儒家学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方面。文章从儒家典籍入手,归纳出其人格结构因素为"仁"、"礼"、"知"三因素。"仁"、"礼"、"知"体现出"德"属性,互动决定了儒家人格结构的"仁道"终极目标和"知命"社会功能——"命"可行时,外在事功,实现"外王";"命"不可行时,内在超越,完善心灵。"仁"、"礼"、"知"的充分发展并"知命",即为圣人、君子;不完全发展,即为民;缺乏则为小人。文章进而尝试从儒家的人格结构拓展出现代心理学意义的人格结构理论。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儒家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为此,儒家非常注重营造和谐社会。儒家认为,和谐社会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天下为公”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前提。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揭示了“礼以和谐为用”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要求给予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让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分享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左传》中的礼欲观及春秋理想人格的建构

《左传》中的礼欲观,不同于后世儒家对欲望的扼制,而是对欲望引导与正视,可分为"礼起源于维护欲望""礼引导欲望""礼节制欲望"三种情况;史官通过礼欲书写,塑造理想的人格典范,即能够正视并礼化欲望、将欲望转化为改善国计民生的人生诉求、儒家道德伦理的践行者,同时还凸显了春秋时期史官对家族和谐与"家天下"社会结构的诉求与期待。     

礼或曰仪式礼节:儒家人类行为哲学导言

在本文中,作者提出有关儒家的礼或曰仪式礼节之概念的一种解释,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有关行为和心的哲学。为达成这一目标,作者集中关注并分析《论语》中的段落,尝试建立儒家有关人类行为的主要论点。通过比较儒家有关人类行为的观点和西方的观点,作者所阐明的是礼这一概念的独创性。《论语》中有关礼的主要论点包括:(1)作为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礼是平常的和无所不在的。(2)礼是我们的心的社会化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外在,就此而言,礼预设了心与身的统一。(3)礼是一种社会媒介,藉此我们与其他人互动,从而达成共同的价值并将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的、美的空间。为了论证上述论点,作者集中讨论语言在我们生活中的中心性,并借用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语言学习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还有儒家的正名论。     

“报者,天下之利也”——论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报机制

"报者,天下之利也"蕴含着儒家对"报"的社会基础性意义的理解。先贤学人的阐释呈现出两条不同的思路,展现出"报"与"义"、"礼"等儒家伦理规范的内在关联。这些阐释分歧的契合点在于:"报"是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隐性机制,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共同交往和整体性稳定。     

儒家视阈内群己关系之考察 ——以“仁”为中心的展开

"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对群己关系以及家国天下的理解,绝非对个人价值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追求与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交汇融合。儒家依"仁"而形成了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这既源于己(个人)的追求,也体现了群(共同体)自身的价值指归。儒家仁学思想中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主要从"个人道德完成""共同体价值实现"以及"物和他者之宇宙生命体共存"三个维度展开并相互融摄。进行儒家群己观研究,有益于解决生态危机下的现实冲突和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取向。     

“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历史上,箕踞作为一种身体状态,颇受主流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贬视、厌弃。通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多维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不仅隐涵着人兽之别、夷夏之辨、殷周之异等思想史问题,而且还纠结着礼与非礼、儒家与庄学的价值精神取向的对立和冲突。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问题引论

个体性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先秦儒家多有论述,他们主张把群体价值摆放在首位,把个体置于群体视域下加以审视。孔子站在群体价值至上立场上,通过对礼、仁的诠释,展示了其对个体的看法;孟子突出了自我个体人格的独立意识,但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对群体应担当的责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是约束个体合乎群体利益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显示了荀子思想中群体性与个体性所处地位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