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佛学的精神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在中国佛学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圆融精神是佛教调和其内部思想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物,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调和、包容和融合态度以及圆融性的理论是其基本内涵;伦理精神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交涉最为具体,并且影响到道教伦理。本文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着重探讨中国佛教如何理解作为在家佛教徒道德规范的五戒,尤其是各种佛教著述中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认为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最早是昙靖在制作《提谓波利经》时提出的,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同时道教也吸收了这种配对,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儒佛道三教在伦理上的交涉及相互影响。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成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试论道教戒律与传统社会道德关系

道教戒律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协调功能。探讨道教戒律的这种社会道德意义,可以促进对道教本身和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一、道教戒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吸收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道德重宗法等级,讲究血缘亲情关系,也重地缘伦理关系,它适合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始终都居于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它不仅影响社会伦理,亦且影响传统政治和法律,使得传统政治与法律呈现出伦理化的特征,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家国一体、君父同格的特征,而三纲五常则成为社会的…     

论道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唐末五代分裂动荡的灾难,进入北宋以后,地主阶级执政的封建国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以维护统一的封建社会秩序。在学术思想领域,则出现了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历史产物。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所主张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的修身治国之道,一直是封建统治者遵循的主导思想。融汇中国古代文化而出现的道教,以其修道成仙,长生不老的神秘宣传,吸引着喜爱太平、长寿的人们的向往。源于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以后,逐步与中华本土文化结合,它所宣扬的善恶报应、因果轮迴的思想,获得不少人的信仰。尽管儒释道之间,曾     

从舍身本生看佛教伦理中国化——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

舍身是佛教的一种修行理念,也是实践法门。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舍身思想一直广泛地存在于佛教的思想脉络中。舍身本生是舍身思想的集中体现。《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四则舍身本生是为解释"孝"的问题而说,以孝行来解释舍身之行,再扩展到慈爱,将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结合起来。但佛教伦理不停留于孝慈,而是重新构建社会认知,而且以孝慈为基础进一步推演佛教伦理。在佛教伦理改造世俗伦理的同时,世俗伦理也成为了佛教伦理的基础。     

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中国的儒家学说都有着维护社会秩序、延续既有文明、创造符号体系的建构功能 ;与此相对立 ,印度的佛家和中国的道家学说则以反向解构的姿态分别对婆罗门教和儒家学说在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关系体现了追求文明与反抗异化、积极进取与消极无为、崇尚秩序与回归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这种逻辑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印度宗教文化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 ,与中国世俗文化中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彼此更迭 ,都形成着“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性变革。     

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

印度佛教在其创立之初即有着人本化的意蕴,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人格则彰显了佛教的伦理特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伦理相冲突、调适、融合,则真正实现了佛教伦理的大发展。佛教伦理中国化或者是彰显佛教原有的伦理文化因素,或者是与中土伦理相融合,作为其结果,中国佛教伦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在佛教徒中有重要规范作用,而且对中国伦理文化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格义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探讨

<正>格义佛教是魏晋佛教中国化过渡时期的重要阐释学方法论。印度佛教为了扎根中土,必须迎合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依附传播,便逐渐与儒家名教妥协。竺法雅的格义是把佛教玄学化,如引用老庄、易经的概念进行比较,拟配外书,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佛教名相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其中容纳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思辨方法。     

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儒学思想家,他对儒家的伦理纲常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必须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来对之进行评述,方能发掘其思想的理论精髓。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上的从歧异到趋同──论宋明新儒学的伦理本体化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上)

宋明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宋以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学风旨趣上的不同于先前儒学的一切特征都来源于它的伦理本体化的思想倾向。而这一点是儒、佛两家长期互渗交融的产物。众所周知,儒家重伦理,佛教讲本体,“伦理本体化”意味着中、印两种文化传统,儒、佛两种思想体系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中有了一定的统一。这使佛教避免了像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那样被历史湮没的命运、融入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的直接前承是以伦理本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宋明新儒学,而中国近现代…     

论大足孝道石刻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大足佛教石刻中的传统儒家孝道内容,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对于传统儒家的种种攻击,采取了曲折自卫、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也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即是以孝道为载体的。理论以唐代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宋代契嵩的《孝论》的出炉为标志,而实践层面则要首推大足石刻造像对孝道的形象、生动的阐发。大足石刻对孝道思想形象的刻划,对佛教的中国化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略论佛教与儒道的互补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外来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融而为一的?其融合的基点是什么?根本契机何在?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国化的过程而在中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与儒、道一同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需要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思辨性等特点之外,与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也密切相关。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禅宗思想史》书评

潘桂明先生所著《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一书已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积作者十年研究之心得,洋洋四十余万字的佛学专著,详细剖析了中国禅宗思想形成、发展、变质和衰落的全过程,成为迄今我国第一部较完整的禅宗思想史,故自出版之日起,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禅宗是我国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支,也是最为活跃、最有生命力的一支。在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需要,注重与传统儒家学说、老庄道家思想     

《护生画集》的创作理路及其现代启示

《护生画集》作为开启近代生态伦理思潮的开篇之作,它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有机的融合了中国佛教的慈悲戒杀思想和儒家时禁好生之德,使其成为构建当代生态文明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源。而其中契理契机的进行视角转换的创作理路,内在的彰显了中国未来生态伦理建设的可能走向。     

《禅林宝训》伦理思想儒学化探析

《禅林宝训》反复宣说的道、利之辨以及诚信等道德规范 ,在内容乃至形式上与儒家伦理基本一致。《禅林宝训》充分吸收儒家伦理思想 ,主张儒、佛融合 ,一方面是加强丛林自身道德建设的内在需要 ,另一方面是中国禅宗人间化的客观要求。佛教的五戒十善等伦理与儒家伦理存在相似之处 ,这为《禅林宝训》充分吸收、融合儒家伦理提供了内在理论契机。     

唐代佛教和孝亲观

孝亲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其它伦理观念则是由此派生和推衍出来的。孝亲观最初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的产物,它的原始形态不过是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尊敬和服从。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使之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把“孝”抬高到人生最高行为准则的地位。并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具体内容。及至汉代,孝成为封建道德纲领,汉儒从“孝亲”引申出了“三纲”之说,用观念的力量强化了父家长的权威。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传统的儒家孝亲观受到了佛教平等利他思想的挑战,并经历了一个和后者发生交互影响的过程。唐代便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

太虚法师在倡导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承担了重要角色,并显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儒家重人生及人之德性的内容,诠释人生佛教的意义;二是借儒家的伦理观念,张扬佛教人乘善法的理念;三是引儒家成贤成圣之路径,阐述佛教济世利他的大乘思想。太虚法师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使其人间佛教理论得以发扬和传播。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