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杨时易论抉要

作为二程高弟的杨时,是宋代理学与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比较重视易学,其易学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在他看来,《周易》的一个根本要义是变易。变易是气之变易。气属形而下,气之变易是神之所为。神即形而上的、无对之理。在变易中,万物赋得其性,《易》书又与性命之理无二致,是故必须知性知天,然后可以言《易》。而他对性、天的体认是典型理学性的。于是性、天成为他所理解的《周易》之关键要义或根本精神。他对读书学《易》体会深刻,见识独到,很能震动人心。这些见解决定了其对汉易象数学与邵雍先天学的态度。     

论象数易学之正说

之正说,是《周易》象数一个重要内容。象数易学家为了达到以象注易的目的,极力推演《周易》固有之象,“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弼《周易略例·明象》),……象中有象,象外生象,使易学变成繁琐的象数之学。之正说正是在这个象的增殖和繁衍中产生,并和其它象数思想一起构成庞大的象数体系。本文试图阐述由《易传》当位说、失位说到汉末虞氏之正说的转变,揭示二者内在关系、之正说的价值及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也谈《周易》的今古文问题

后人说解《周易》时,常常从今古文的角度立论.其实,这当中多系误解:秦焚书而儒门《易》传之不绝,《周易》只有师法、家法之争,并无纯粹的今古文本之争;用扬雄之言证明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事,则是对扬雄《法言》断章取义的误读;《汉书·艺文志》说《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说其字之多寡同于中古文,无脱缺,并不是说《费氏易》一直用古文字传播;许慎《说文序》中列出包括《孟氏易》在内的书目,是说他引用的这些书中的某些字的用法合乎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古文经,“皆古文”三字是针对《论语》、《孝经》而言,是说这二书用的是篇章、词句与今文本有不同(但字体可能都是今文隶书)的古文本.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     

"自己的思想":从王弼《周易注》看

王弼注释经典文本《周易》,借助《周易》的丰富内容,利用自己相当渊博的知识,注释时进行发挥。王弼在时中、法制、改革、军事、婚姻家庭、决策、隐逸、境遇、教化、“位”的思想诸多方面,拓宽《周易》的内涵,表述出自己的思想。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保巴作为元代易学家代表之一,在认同程朱易学前提下,以“照着讲”兼“接着讲”的形式,对《周易》经传所内蕴的符号、意义世界进行了一定诠释.通过研究发现,在这种创造性不足的形式下,其易学还有着“自己讲”的创造性诠释的内容,他的以“心”为根基解读圣人作《易》、四圣《易》道与《易》之符号、意义世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圣人的洁静精微之心在建构《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洗心、养心的重要功能.按照其“以心会心”的思想,我们只有能够契会圣人之心,才能更好地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也只有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才能更好地契会圣人之心.     

《易》医关系论

中医学与《周易》的关系,历代有“医《易》同源”、“医源于《易》”、“医先于《易》”诸论。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辨析,认为中医学的实践起源与理论滥觞远早于《周易》,并为《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医学基础;中医学与《周易》哲学思想同源于华夏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感悟及由此产生的原始思维与认知方法,如天人相应、阴阳、常变等观念,并且均可上溯于巫史文化;《黄帝内经》是古代阴阳哲理最完整、系统的体现;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受到《周易》理论的深刻影响与规范,汉以后尤甚。中医学既应用古代哲学概念说明医学问题,又在医学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哲学思想。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论王弼易学对两汉象数易学的继承

论王弼易学对两汉象数易学的继承田永胜学术界认为王弼易学扫象阐理，一改两汉象数学派气象。本文对照两汉象数易学的残存著作，重新对王弼易学思想做了一番研究后，发现王弼用了不少象数易学的注释，有的甚至与象数易学家们的注几乎完全一样，也用了一些象数易学的解经方...     

论王宗传的易学观

王宗传作为南宋以心解《易》的开启者之一,继承义理派传统,提出理乃所以为象者、数生于理、理寓于数、《易》乃假蓍龟之神发明人心之神等观念。体现了他重义理而不废象数的易学观。其易学观体现了当时儒者传承华夏文明正统的学术旨归。     

杂论楚竹书《周易》异文的可能价值

本文从楚简《周易》有限的卦爻辞资料,配合既有的《易》学文献,分别推论经文和传文中《彖》、《象》二传的写定过程。其形成为今本固定的面貌,可能是经由不同时期和不同《易》家之手所修订改造完成。而就于今所见文本而言,楚简本年代最早,又可据以参证检讨经文的解读,以至判定其前出土帛本文字的是非得失。全文析分为四项,各举出若干例证以为说明。透过这些例证,不只可以更清楚了解今本《周易》形成过程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典籍编制的性质和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     

《周易》卦序二题

卦序问题是《周易》象数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孔颖达明确提出《周易》经文六十四卦次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推动了《周易》上下经卦数不均问题和“观象系辞”问题的研究。上下经互变之卦的数量不均,是导致上下经总卦数不等的直接原因,而之所以如此安排又有其特殊之用意。诸卦“非覆即变”之象是作《易》者名卦和系辞的重要原则,因而较之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传世本《周易》卦序应当是更为原始的卦序。《周易》经文卦序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组合排布都有一定规则在其中。     

王弼《易》注用《庄》论

《庄子》一书对王弼《周易注》的影响体现在王弼的注解方法、"理"概念及其它一些概念和运用上。受《庄子》的启发,王弼"言一象一意"的三层结构既能体察卦象和爻辞之中的深意,也能突破象敷的限制,阐发其中的义理。王弼的统宗会元之理和同理异职之理丰富了"理"概念的内涵,也对以后的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它一些散见的对《庄子》的引用或化用为《周易注》添加玄学色彩之余,也让《庄子》与《周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