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启及其基督教诗歌(一)

明代的中国天主教徒中，以徐光启（1562—1633）的影响为最大。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所编著的（（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百科全书”，译著《几何原本》，     

汤显祖诗歌与基督教(一)

<正>咋一看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奇怪,具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我国明代著名戏剧大师汤显祖(1550-1616),似乎与基督教素无瓜葛,他的诗歌与基督教有关系吗?随着人们对汤显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汤显祖不仅与传教士有过交往,而     

康熙御制诗与基督教(二)

三、不能确证的康熙御制诗歌与上述可以考证的诗歌不同的是,后世还出现了一些据说是康熙写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御制诗,这些诗歌似乎反映了康熙不仅对基督教有好感,甚至有了成为基督徒的可能。近来,网上也有不少朋友转帖热炒此事,但站在严谨的角度看,这些诗作不仅不能证明出自康熙之手,甚至是后世的伪作。例如（《生命之宝》的书法碑帖呈现于二十世纪初,但出处不明,这种工整的行书体全无康熙书法的神韵,连对康熙字体的模仿都够不上,有些韵脚也有问题,其诗如下：     

汤显祖诗歌与基督教（二）

第二首则如下：二子西来迹已奇（来自西方两位先生的事迹已经令人惊奇），黄金作使更何疑（带着贵重的礼物作为友好使节谁能怀疑）？自言天竺原无佛（他们自己说西方的天竺国原本就没有佛），说与莲花教主知（这样的事情去说给莲花宝座上的佛祖吧）。诗中的“二子”，据考证是利玛窦和神父方济各·特·彼得利斯（一译石方西）。此前，汤显祖已到过澳门，所以对西洋人很感兴趣。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二)

献天马与题画诗 题画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奇葩,其方法是在中国画的空白处,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以抒发感情或画面的意境。画中题诗使得诗画互补,再加上印章,成为独特的艺术形式。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二)

<正>~~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四)

根据方豪教授的考证,在这本《闽中诸公赠诗》中,有几位文人可能已经人教,其中潘师孔（生卒不详）、苏负英（生卒不详）、林一儁（生卒不详）均被称为＂教友＂,故列入其所作的传中,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天学诗＂。传教士艾儒略著《圣梦歌》时,潘师孔与苏负英曾负责校阅,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七)

在《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一书中,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J.)指出,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产生了文化身份的问题。或者是取用外来文化的因素,或者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参钟鸣旦,《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陈宽薇译,台北:光启社,1993,第29页)。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文化身份问题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一)

佛郎国献天马 通常说来,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元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唐代以后的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并未完全绝迹,只是在中原或汉族聚居区内没有了踪影,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当中,景教的传播并未完全中断,甚至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在畏吾儿（今维吾尔族）、外蒙古中的克烈、乃蛮、蔑里乞和内蒙古中的汪古部等均尊奉景教。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一)

<正>《闽中诸公赠诗》又名《熙朝崇正集》,原稿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钞本部中文七○六六,共29页。书名页右题"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参与赠诗者计71人,共收录诗歌84首。从书名来看,应该刊刻于清康熙年间。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恰好反映了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文人墨客对基督教的认识,加之该手抄本为孤本,因此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据方豪先生考证,该诗集是福建文人赠传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二)

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是在中国教会史上易被忽略的人物,虽然他不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在宫廷产生影响,但在士大夫中“再也没有比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圣教信徵》甚至称之为“西来孔子”,“这样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可见其在中国文人中的人气之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九)

就如前面所言,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模糊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适切的定义。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不仅仅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睁眼看世界的徐光启

徐光启首次接触传教士是在1596年,他路过韶州,见到了郭居静,稍作交流。1600年,徐光启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拜会了利玛窦。利玛窦的博学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光启称他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     

屈大均诗歌与西洋事物(二)

二、为君流照玉颜酡 《澳门》组诗已经显示了屈大均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于西洋人的觊觎,他始终抱有警惕之心,能在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看到国家面临的隐忧,单就这一点而言,殊为可贵。另一方面,他并非因此盲目排外,相反他在冷静思考之佘,主动与异方人士交往,并与其中的一些外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其中一位取汉姓郭的老者,频繁出现在他的诗中,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例如《谢西洋郭丈惠珊瑚笔架诗》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中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六)

如前所述,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基督教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使在中国的基督教于形式与内容上都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这是基督教中国化努力的核心和根本。另一方面,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可以像中国的佛教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能更新中国文化,使其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因此,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既不是单纯的求同,也不是单纯的求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八)

为了避免文化疏离现象和基督教的迷信化或民间信仰化,作为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神学的思考和构建中,我们需要跋涉于两个不同的传统之中。一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另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同时供给我们信仰和神学的养料。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一)

在基督教于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处理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模式。华人学者林荣洪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处理归纳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他的归类未必精准,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清代文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二)

同时期的王轸（生卒不详）也对奥斯定堂（Igreja de St.Augustin）类似的祈祷活动有所描绘,在其作品《澳门竹枝词》中,他写道：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五)

无论在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纠结,二者的相遇为何无法完成,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优秀的一面,可以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也有益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中国文化也有其不足甚至腐朽的因素,有其需要补足成全抑或更新的地方。中国文化可以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生长的沃土,而基督教也正可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尽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异质的,但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真善美部分,与基督教的真善美并不矛盾.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二）

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的三篇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发展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肯定了十九世纪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恩格斯还指出了研究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