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大势至菩萨的形象及其信仰——以佛典和民俗为中心的考察

大势至菩萨作为西方三圣之一,在佛经和中国民间,大势至菩萨的形象和信仰却呈现出多样性.我们尝试从大势至菩萨的名号、本缘故事、佛经和各种造像资料、民间传说以及现代净土宗对《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推崇中,探究大势至信仰在中国的形成与开展.     

禅、诗、茶的融合以唐代僧人皎然为中心的考察

皎然,唐代僧人,生卒年不详.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先在灵隐寺受戒出家,后居杼山妙喜寺.皎然佛儒兼取,既有隐居空山的修行,也常交友雅聚、写诗酬唱.其结交的友人多为名流,而皎然与陆羽尤为友情深笃, “为缁素忘年之交”.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于佛教势力的极度膨胀,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加强了对佛教的政治控制。《唐会要·释教上下》从制度因革的视角,阐述了唐代统治者立足于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这些政策以及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代佛教发展     

佛教对儒家道统观的影响——以韩愈和朱熹为中心

在佛教传入以前,儒家道统观本以"治"或"外王"为主,但注重"内圣"的佛教传入后,在其挑战与影响之下,儒家道统观转向"教"或"内圣"层面。韩愈的道统观是这一转向开端的标志。对于韩愈的道统观,学界多讨论其一线单传之传道形式源自佛教禅宗还是天台宗。不过,佛教所促成的上述转向才是更为根本的影响。沿着"教"或"内圣"的向度,朱熹的道统观进一步深入,以"十六字心传"作为道统观的主要内容,并以"存天理,灭人欲"对其予以诠释,最终在佛教的挑战之下,基本上挺立起儒家的主体性。     

智的直觉何以可能?——以康德、牟宗三、朱子为中心的考察

康德不承认人类具有智的直觉,而将智的直觉归于上帝。牟宗三从“心外无物”出发,将物自身看作无限心之表象,揭示出智的直觉之存在,但造成了主体的膨胀以及物自身的虚无化。而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这不仅可以弥合主体性的内在张力,证成物自身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开出一条新的契接西方知识学的道路。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考察

毗昙学在早期佛教中的影响历来很少被学者重视,通过对早期中土毗昙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毗昙学对整个早期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影响,而毗昙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慧远和道生,对早期中土的涅槃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论墨家理想与和谐社会——以《墨子》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墨家"兼爱"的和谐社会理论是一个极其宏富的思想体系。其"尚贤"、"尚同"思想,是为国家谋划人才远景战略和打造高效廉能政府的宏观设计;"和而不同"与"述而又作",是新型的君臣关系准则以及如何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宏大文化观。墨家的"非攻善守"、"连横合纵",是维护弱小国家利益,保持国际关系均势运转并向多级化良性发展的重要战略,其"利人即为"、"先质后文"的美学原则以及"修身"务善的伦理诉求,继承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思想,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美学史"关心人民"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先河。墨子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他那种"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伟大情怀和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继承的。     

孔子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多元诉求——以孔子德论的向度解析为中心

在孔子的观念重塑下,殷周以降盛行的"德"思想已从统治者用以自我解释的政治工具转变为儒者群体对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设。透过观念新意义的发掘,可探寻到其间蕴含的言论立场的改变与价值诉求的变化。孔子言论中的"德"主要表现出三种向度的诉求,分别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德政规劝、面向普通民众的德教期待以及儒者群体的德性自觉,而这三种向度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一并体现了"道德第三方"对天下秩序的普遍关切。思想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引发的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是我们探讨孔子学说需要重视的问题。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化进路——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的良知学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因此对其认识把握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即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从而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阳明心学通过这种内在化进路实现了主体境界的追求,构成了一条中国哲学中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需要予以仔细甄别和纠正。     

七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从自动化到智能化飞机驾驶舱CSSCI

本文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出发,在概述大型商用飞机自动化驾驶舱人因问题和基于“以人为中心自动化”理念的人因工程研究基础上,综述基于“以人为中心人工智能”理念的智能化飞机驾驶舱人因工程初步研究,并且展望未来的人因工程研究。根据作者提出的智能人机交互人因工程模型以及协同认知生态系统框架,提出针对大型商用飞机单人飞行操作的人因工程初步解决方案,并且展望今后的人因工程研究。     

论古代蹴鞠的行业神崇拜——以《蹴鞠谱》为中心的考察

蹴鞠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体育运动,唐宋时期发展为一种行业。蹴鞠业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圆社,并有系统而完善的行业神拜祭制度。蹴鞠业尊奉清源妙道真君也即二郎神为行业神,并与其他民间信仰相结合,用来借神自重,提升本行业的社会地位,维护从业者的各种利益。     

“三世说”义辩——以有部、中观、经部和唯识的争辩为中心

三世说的研究对揭示佛学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有部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三世法体的先验存在,划分了现象界和本体界,以对时间现象的反思,确立"三世恒有"的命题;中观取消了本体界,借助思维悖论,否定三世的诸要素;经部借意识流的认知方式,以色心种子的流变现象,否定三世法体存在的可能;唯识学以三世为语言概念,将三世现象作为概念的错误认知,论证了世界的唯识性。通过研究各流派对三世说的争论,佛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得以呈现。     

佛教中国化的三阶段阐论——以汤用彤中国佛教史三期划分为中心

贯穿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的主线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亦即力图阐发本土文化在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他对于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揭示出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阶段佛教的形式和内容的沿革,并体现出不同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规律。他对于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机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不仅有利于佛教史学科的繁荣发展,对于探索外来宗教文化中国化规律、实现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也都极富启迪意义。     

儒家境界体验中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以牟宗三对阳明与二溪的诠释为中心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既囊括了“逆觉体证”的框架,又包含了对境界体验中本体状态转换的描述,或许可以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解模式。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和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乘大义章》正是鸠摩罗什和慧远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论的结集,而其中慧远和罗什关于"法身"问题讨论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     

论汉赋文本中的“大汉继周”意识书写——以汉赋用《诗》为中心的考察

《诗》主要是周人的文本,汉赋是汉人的文本,汉人立《诗》为经,推衍政教,而赋作又依经立义,援以为据。汉赋用《诗》,赋文本中体现出鲜明的"大汉继周"意识,而这恰恰又与汉人的五行相生说相对应。汉赋中的"大汉继周"意识书写形态多重:一是汉代赋家对《诗》文本存在拟效行为,彰显周朝圣主德行以供当代君王仿行;二是在拟效与运用成句的过程中,推尊文王礼物,遵从周人礼制,从受命立国的高度构建王朝德政,表达讽劝之意;三是以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表征——京都的选取——为书写对象,各自援引经典以为西迁、都洛寻求符合礼制的依据。     

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以《孟子》"怨慕"的考察为中心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