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争锋与寒山形象的演变

本文提出佛道争锋影响和决定了寒山形象的演变。寒山在较早的道教记载中是一个隐居修道者的形象,后来逐渐佛教化,演变为佛教高僧的形象。但道教并未因此放弃对寒山的所有权,而是通过阐发寒山诗中的道教精神、编造新的寒山作品等手段,力图重塑寒山的修道者形象。     

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阐述自己学说的方法之一,是对孔子儒家身份的消解以及对其法家新形象的建构。韩非批判儒家仁义立场在治国上的缺陷与不足,认为这种立场会使家、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是以损害国家与君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个人及家族宗法伦理价值的。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     

唐代敦煌壁画飞天形象风格的转变

唐代是敦煌壁画最为鼎盛的时期。唐代飞天作为敦煌飞天历程中的一个高峰,其风格的转变体现了唐代画工绘画技艺的高超。首先通过敦煌飞天形象溯源并介绍其在整体敦煌莫高窟中的位置,而后论述唐代飞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风格特征,进一步结合唐代敦煌壁画中飞天的具体形态,分别从肢体动态、色彩变化以及衣着服饰方面概括其艺术特征,最后总结其整体风格特征的转变趋势及意义。     

略论文学艺术对关羽的神化

关羽本是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一，但在殁后却成了妇孺皆知、全智全能的尊神，并形成了关羽信仰。究其原因是关羽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和儒释道三教、文学艺术、历代帝王的美化、圣化、神化之故。在此就文学艺术对关羽的神化作一论述。     

从宗教信仰看关公形象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演变中,关羽形象的演变极具代表性。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逐渐生成复杂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关羽形象的演变推动了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关羽形象独特的演变轨迹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通过对关羽形象历史纵深式的梳理,结合关羽形象的文学性转化,逐渐呈现出关公信仰发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关公信仰的迅速发展绝不仅仅是宗教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各阶层对关羽形象的塑造逐渐符号化、象征化,最终使其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同时也体现出关羽形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形象的演变

文殊菩萨作为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在石窟造像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变化很大。通过对北朝至隋唐的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式样变化的梳理，概括文殊菩萨形象的不同式样及其产生和演变过程。     

尤金·奥尼尔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一、引言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早、中、晚期作品中女性形象突出的特点是从"扁平形象"发展为"圆形形象".其代表作<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三位女主人公露西,爱碧与玛丽共同构成奥尼尔笔下普通女性悲剧命运的整体画面,她们形象的转变反映了奥尼尔女性主义意识的演变.     

明清文本对痨病病人社会形象的建构

痨病作为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其在明清时的社会形象不仅与今日不同,且在不同文本中的形象亦有差别。既有辛劳过度、内心抑郁难解、感情忠贞不二等正面形象,又有会传染给他人、需要常年被照顾、纵欲过度等负面形象。明清医学认为痨病的病因多样,且痨病的传染性有其独特的传染逻辑,使得多样的痨病病人形象成为可能。通过对明清不同文本中痨病病人形象的解构,认为书写者在书写文本时,自由选择了更能凸显其书写目的的痨病病人形象。这也启示我们,今日应当破除笼罩在病人周围的重重意义之网,关心病人的疾痛和体验。

     

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道教色彩

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来华中师大中文系讲学,谈及宗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并惠赠新作《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见台湾大学出版《中外文学》第15卷第6期)。其中讲到,有一些西方学者观察中国文学的结果,认为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发展最显著的不同点,是缺乏:“宗教启发性”而富于世俗性,由此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广阔影响,余国藩先生不以为然,便以《西游记》这部“喜剧性的宗教寓言”为例加以论析。本文不拟涉及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宗教影响问题,仅就道教这种中国所固有的宗教同民间叙事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略作考察。     

佛教戏剧的中国化演变

<正>佛教戏剧自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后,广泛地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断丰富其内涵,逐渐完成了中国化的演变,如今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一佛教戏剧,是指“表演佛教内容、叙述佛教故事并展现人物冲突的一种宗教艺术形式”。（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佛教戏剧起源于古印度,主要沿袭了古典梵剧的体例,以佛教题材为内容,集歌、舞、宾白等表演形式于一体。     

紫柏尊者

真可(1543—1603)大师,俗姓沈,字达观,晚年自号紫柏,门人称为尊者。自己也谓皮毬道人。万历中,慈圣皇太后钦佩师之道风,神宗皇帝也雅知师之学行,曾曰:“若此真可名一僧。”(《紫柏尊者别集附录》)遂取之为名。真可,世居吴江(今江苏省苏州市),     

中国古代神话中黄帝的形象和图腾演变

本文以宗教社会学理论为基本依据,结合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方法,解读中国古代黄帝故事的神话学和宗教学内涵.我们认为,通过研究与黄帝信仰相关的图腾在古代神话和仪式中的表现和演变,可以较为清晰地解读出黄帝作为部落领袖和巫师在古代巫术—仪式中的活动情况,以及黄帝从古代部落领袖、巫师演变为部落最高神以及古代神祗被纳入到早期神仙群体的完整过程.同时,这样的研究也将为古代黄帝神话的诠释、整理和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泰山方士与道教的产生

一泰山不仅气势雄伟,而且不乏幽谷曲溪,还有许多幽深的岩洞,自古以来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好地方。据《岱史》卷四记载,战国时期黄伯阳就隐居在泰山之阴的黄伯阳洞。秦汉时期,方士大行其道,他们修习各种神仙方术,为统治者寻访仙人、寻找仙药,掀起一股大规模的寻仙风潮。当时泰山聚集了众多的方士,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安期生,现在泰山地区仍然有其碑记,并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故事。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德伯家的苔丝》与《红高梁家族》地方色彩分析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山东高密进入到了世界人的视线中,而一提到“英国南部维塞克斯”就能与托马斯·哈代小说联系起来。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与莫言《红高粱家族》这两部作品分别以英国南部维塞克斯和山东高密为写作背景,充满了浓重的地方色彩主义。地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地理环境、人物语言、民俗歌舞和小说的民间故事结构等四个方面,本文旨在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地方色彩的运用来分析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在文学创作中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平江天主堂的故事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里格里坪镇经堂村有一个天主教堂。因为教堂所在的经堂村过去属于平江乡，所以人们就把这座教堂叫做平江教堂。后来平江乡1996年撤乡建镇，改为格里坪镇，但教堂的名称一直没有变，依然沿用平江天主教堂这个老名字。在当地，围绕着这座教堂，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呢。     

信俗主义视域下唐代狐仙信仰形象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民间的文化生活、信仰表达中,狐狸或言狐狸精是一个独特且典型的存在。历史长河之中,狐仙信仰层层沓沓,流脉相因,有唐一代堪为典型。"无狐媚,不成村",民间狐狸崇拜繁盛,而且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狐的"雌化",即狐狸精与年轻女性形象的贴合。本文拟对唐狐形象的雌化或女性化问题进行分析,在观照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同时,呈现唐代社会风俗变迁的历史真实,发掘其民间信仰之民俗与信仰表达的双重面相。     

从“飞天”形象的演变看佛教美术的民族化

飞天在佛教石窟壁画艺术的发展中,不但是一个宗教艺术形象,更是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结果。在中国各地石窟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文化与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演变的结果,其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佛教美术在中国民族化、本土化的进程。     

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史实依托探析——基于区域历史地理视角的考察

民间故事是基层民众共同创造与加工的产物,对待此类文献资料,应加以宏观理解,因为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表达普遍的真理。由此,我们可以着眼于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中的典型情节与环境,在梳理文本演变脉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其中的区域历史地理信息,把握故事的总体历史背景,探析故事文本的史实依托。故事文本情节构成中神异现象的选取符合相关区域的地形地貌特点,孝感涌泉的地点大多在山区,也符合相应历史时段的总体气候特点,天降暴雨及海侵现象时有发生;故事文本与孝妇河流域的联系以河流的自然存在为基础,而以河流沿线的政区变动、经济变迁等社会因素为主导,故事发生地域的变动方向与河流的流向呈相反方向,这看似不合理的情况,恰恰反映了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     

心智化社会认知观的演变及发展——来自潜心智化的思考

社会认知的机制一直存在心智化与具身认知观点的争论。前者认为社会认知是对心理状态的推测,而后者则认为社会认知是具身实践活动。虽然,心智化研究者认为具身认知有关灵长类动物和婴儿的社会认知的解释可以兼容于内隐心智化,但内隐心智化在解释社会互动时仍然存在间接性的问题。近期,潜心智化理论旨在挑战上述立场中有关社会认知先天论的预设,该理论将个体的潜心智化视为内隐心智化的替代,通过检验与分析相关研究的构想效度,强调社会认知是从非社会性的一般认知功能中衍生而来的,这种立场在社会认知的领域特殊性与非社会认知的领域一般性之间建立起了纽带,从而挑战了心智化与具身认知的争论。未来研究应设计更为严谨的心智化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方法学验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尝试在神经科学层面探索一般认知功能与社会认知的关系。     

从文本中的吕洞宾形象看唐末五代道教的审美追求

在书写文本及民间口传文本及中,吕洞宾是一位集剑仙、诗仙、酒仙为一身的传奇人物。这一形象的产生和被塑造完成的过程,反映出唐末五代道教审美文化的特点。同时,收在其名下的大量诗词作品也反映出崇道者独特的思想信仰和人生追求,为我们分析道教的审美人格理想提供了可贵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