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荀子的"应得"概念——基于"子发立功辞赏"案例的分析

对于《荀子?强国》篇"子发辞赏"的案例,学者们最直观的看法就是认为楚王对子发立功的"奖赏"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褒奖和激励,子发自然可以推辞;而荀子对子发的批评则立足于作为国家治理的分配原则,两者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因而荀子对子发辞赏的批评被认为是对"辞让"德行的批评.但是,荀子显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辞让"的德行,他所理解的楚王的"奖赏"固然有道德的意义,然而更是治国的原则和法令,关乎"应得"的分配公正问题.审如是,子发接不接受奖赏已经不是单纯个人的道德意愿问题,而是涉及赏贤使能的"应得"原则能否落实,涉及先王所制定的分配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重大问题.作为原则和法令的奖赏,子发没有推辞的理由.     

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作为“行为同一性”的康德的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学界对此普遍持有一种"行为者的同一性"理解,即认为意志自律的充分条件就是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与道德法则的创立者具有同一性。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意志中引入他律的可能,从而无法表达出意志自律应有的道德性含义。相反,本文作者认为只能以"行为的同一性"作为康德意志自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在意志自律中,服从法则的行为与给出法则的行为是同一的,这种行为的同一性只能就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活动才可理解。只有通过"行为的同一性"解释,才能表明意志自律与道德性的关系。     

罗尔斯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

在传统的正义理论中,作为评判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之一,经典的前制度性应得观念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遭到了冷遇,被驱逐出了他所称的社会首要原则的范畴之外,并为基于制度性正义的合法期望的观念所取代。在罗尔斯看来,由反映这些合法期望的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原本主导性的应得原则所规制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他的这一跳跃不免太过冒险,在理论上至少导致了三个不对称之处,即应得的价值判断在否定性和肯定性方面的不对称,应得的道德情操在反应态度和合法期望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应得的适用范围在分配正义领域和惩罚正义领域上的不对称。而倘若他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继续保留应得观念,这些不对称之处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美德伦理学论正确的行动

美德伦理学通常被指责为不能提供正确行动的独立标准。面对这一责难,美德伦理学产生了两种回应。一些美德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学应当用美德概念替代正确行动的概念;另一些美德伦理学家主张,正确行动的概念可以还原为美德概念,并提供了正确行动的美德伦理学解释。前者的回应是不合理的,后者提供的解释是不成功的。美德伦理学的结构决定了它不能提供正确行动的独立解释。其根源就在于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不同组成部分。美德伦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理论,不适合于论说对行动的道德评价。     

道德心理：美德伦理学的反思与诉求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和心理科学的发展,道德心理问题的地位日益凸显.只有恰当的道德心理设计,才能支持道德理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伦理学的关键在于论证足以支撑道德要求、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行动的心理基础和心理资源.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看来,规则伦理以"义务感"为基本的道德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单调性.对此,美德伦理学认为,应当充分意识到道德心理的多样性,意识到行为主体的个人因素的扰动作用,意识到道德心理其实与行为者的生活处境和生活追求密切相关.恰当运用各种心理资源以应对不同的道德情形,正是美德伦理学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     

面向人工智能的形式伦理及其逻辑基础

欲使人工智能体具备道德决策能力,一种可设想的工作是基于形式伦理,即把伦理原则或规则形式化。形式伦理学的初衷并不是面向人工智能,但其做法却适用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形式表达必须基于某种逻辑语言及其推理规则,经典逻辑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发展和道德、行动相关的逻辑来适应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需求。最为著名道义逻辑为形式伦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应该把它和心智逻辑结合起来。从人工智能体实施行动的过程来看,能动性逻辑是表达机器的道德行动与推理比较有前景的逻辑。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与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会有很大不同,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同一性,就必须有稳定的、经得起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观念体系、制度结构和伦理环境。公共危机具有两面性,它会把人性中的"向善"和"趋恶"的倾向集中表达出来,这就为后危机状态下的"扬善抑恶"创造了条件。     

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金律

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密码,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普遍忽视人的行为道德规则问题。社会主义道德金律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的行为道德规范规则,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意义是形成和增强社会凝聚力。资本主义零和博弈方法论是个人利己主义,其要害是虚化整体利益而陷入损人不利己的"囚徒困境"。践行马克思主义黄金律,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是实践黄金律的首要前提;其次是践行每一个人为一切人,每一个人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最后是要求履行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探索社会主义道德金律,可以从行为规则上揭开社会主义何以具有强大动员力、凝聚力、整合力、实践力的秘密。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评皮亚杰"约束的道德"与"协作的道德"——兼论代际关系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让·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提出了"约束的道德"和"协作的道德"两个不曾被人专门讨论的核心概念.它们分别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约束的道德是成人权威的体现,协作的道德则是儿童自主制订规则的道德;约束的道德倾向于惩罚性的公正;而协作的道德则追求平等的公正;约束的道德是他律的道德,协作的道德则是自律的道德.深入辨析"约束的道德"和"协作的道德",对于创新建立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良性互动基础上的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意义和价值.     

“人文化成”:“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

要构建"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理解。考察"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生成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的文化意义,"化"的文化意义,"文化"的完整意义。通过对"文化"的词源学考察:"文"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化"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可以清晰地认识"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它是与"武力""武功"相对,以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化、人文化成。     

道德金规则的行为学原则分析

不同的伦理学流派对道德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最为基础性的道德问题始终离不开行为学意义上的道德解释;行为学解释是道德解释的出发点和基石,否则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就会陷于空泛。道德金规则从人类的共同本性和需求出发,为人的行为设定了准则,从而界定了行为正当性之界限,而这一界限乃是人际法律关系之渊源。道德金规则的两个原则——"无害原则"和"同情原则"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高"的法律。人类只要遵守了这两个最基础的行为准则,人类生活就会多些和谐,少些冲突,而这正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大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