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孝”的二重性及其社会价值

<正> 儒家是以注重伦理道德而著称于世,“孝”又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之首。作为传统的儒家的孝道,在当今社会中仍发生着作用。应当如何评估它呢?这是我们建设现代家庭和精神文明必须认真回答的重要课题。在大陆,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过两次讨论:第一次是1962年吴晗先生连续发表了《说道     

在史与思之间——访杨国荣教授

在史与思之间——访杨国荣教授本刊记者杨国荣，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生于上海，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著作有：《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孟子评传》、《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实...     

儒家与新儒家的命运——“五四”以来文化论战的哲学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或一种文化思潮)。这是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作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以后,这不是偶然的。剖析“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某些重要问题。对“现代新儒家”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如何评价?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这对于加深文化的研究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及其限度

本文在文化叙述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意义阐释方式和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概要地追溯了以孔子原创模式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教育文化传统,在中西比照、古今出入的多向透视间,梳理儒家教育文化的基本理念,解析其现代意义。文章认为,以德主教、智德合一是自孔子以降两千年儒家教育理念系统的核心结构。这种教化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要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实用理性”的典范表达,而且也是人类古代文明构成中一个为多种文化传统所共享的教化方式。在现代社会情势下,理解儒家教育理念的全部关键,在于解读作为其核心的智德理念结构,从中读解出其“智”、“德”内涵的历史意味和现代价值以及其与西方相应观念的内涵和潜力之差异。于此,儒家传统教育理念不仅可以获得较充分的理解,而且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化和教育的有益资源。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发问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发问王树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决非明确,而有待发问。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取决于什么？我认为,传统哲学,只有不经现代人研究,那才是地道的传统哲学;但也只能是一种死的哲学,与现代无关。相反,如果经过现代人研究,那么,传统哲学就会被改变,就不可能是地道的传统哲学,但却可能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一点,对于“六经注我”者,自不待言。就是对于标榜回到“本文”的“我注六经”者,也不能例外。只要看看当今问世的一些古代经典今注今译本,就对此不难明了。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意义的问题,实质上就归结为有无现代人研究以及现代人如何研究的问题。其次,强调只有现代人对之研究,传统哲学才具有现代意义。这里也发生问题,即所谓现代意义是传统哲学本身所具有,还是现代人的引申？或者是一者兼而有之？我认为,这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最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看到何炳棣先生对于杜维明先生的批评,以及连带对于整个新儒家的批评。何先生的文章抓住的要点是对《论语》中的“克己”如何理解的问题。何先生认为“克己”就是限制自己。在他看来,杜维明先生把“克己”     

王弼对《老子》思想的诠释

中国古典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经学的传统，即后起的思想家往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阐发自己的学说，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儒家的发展历史还是道家思想演变的过程，都呈现出释古经以阐新说的特征。这就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课题：由古经诠释到新说阐发的准则是什么？诠释古经的方法是怎样的？中国古代有没有形成诠释学的理论或学说？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哲学综合创新的契机，有利于实现中国古典哲学的现代转化。在中国历史上众多释古经以阐新学的哲学家中，…     

仁学现代化需要克服的几个理论问题

<正> 仁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内容。仁学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仁学还有没有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能杏发挥其积极作用的问题。“全盘西化”论者完全否认这一点,而现代新儒家则绝对肯定这一点,并且要在现代文化中保持仁学的核心地位,“保内圣而开外王”。本文首先肯定仁学可以现代化这样一个命题,但下面将要着重分析的是:要使这一命题得以成立,还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前提,即仁学必须克服它与现代社会相抵触的几个理论问题。     

略论孔子及儒家“孝”的思想─—《论语》、《孟子》、《孝经》阅读札记

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中,“孝”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孔子用以规范父母和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原则。《论语》、《孟子》、《孝经》这三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对孔子及儒家“孝”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和阐释。深入研究这些材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本质、含义、作用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通人。究竟什么是“孝”呢？孔子本人虽然没有给“孝…     

“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

一在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这一重要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格局,这一格局是基于佛教“一心二门”的思维方式。“一心二门”的“一心”源于佛教的一切众生皆有“自性清净心”和“万法唯识”的思想,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儒家诚信道德的现代转化

现代社会的信用伦理只能在现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表明 ,以儒家为代表的诚信道德传统作为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伦理传统依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 ,而且必将成为建构现代信用伦理的根本和主要资源。但是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儒家的诚信伦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需要转化和扩充 ,将之直接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难免捉襟见肘 ,这也正是时下人们在“人无信不立”的古训面前呼唤诚信的原因所在。儒家的诚信伦理要在市场经…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专题

<正>编者按:本专题刊发的这组文章是从"第六届《哲学分析》论坛: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学术研讨会上选出的。黄颂杰教授的《关于实践哲学的三个问题》、胡军教授的《如何解读人的行动结构》以及刘宇博士的《实践智慧与实践思维中的范畴错误》分别从实践哲学的三个核心问题、行动结构的现代特性以及实践思维的范畴等角度对杨国荣教授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所展开的论域进行了深度研讨。杨国荣教授以《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为题,对上述文章以及与会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整体性的回应,就元理论层面的实践哲学的论域与功能以及行动的结构性、实践范畴的分疏与综合、实践过程中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

随着社会现代化变迁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化失范现象的日益加剧,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化的紧张关系,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蕴含的或可转化出的精神资源,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健康、协调发展问题,日渐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弘扬传统、转化传统的努力,目前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观念文化领域自身。人们或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分辨与疏理,以期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或者通过张扬东亚经验显现的所谓“亚洲价值”来印证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或者致力于传统典…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现就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对“新理学”的总体评价等三个问题作一述评,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1 所谓现代新儒家,虽然国内外论者对此界说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以“新理学”为哲学体系的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呢?对此,论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早期儒学语境中的“时”范畴析解

“时”是早期儒家构建其“内圣外王”人格价值理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早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 ,“时”以“时遇”、“时命”等外在于价值主体的客观条件和异己的力量 ,以中介的形式与价值主体一起对儒家人格价值理想的实践发生不容忽视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并不断地内化为一种主体价值选择的方法论原则———“时中”和一种集大成式的人格理想境界———“时圣”。早期儒家对于“时”由非主体范畴向主体性范畴转化的认识 ,充分体现了儒家注重实践理性的思维特征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