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

戴震是清代中叶县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足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梁氏甚至认为，戴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本质绝相类”以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梁、胡二人都强调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是很有见地的。侯外庐等学者则强调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随着戴…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确立及其方法

作为18世纪著名的学术巨擘和思想家,戴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戴震与实学教育思潮

学术界已习惯于用“朴学”（或“实学”）指称清代的学术思潮,恰如用经学、佛学、理学、心学来指代汉、唐、宋、明各代的学术一样。与此相对应,某一人物也往往成为该种学术的集大成者,如朱惠与理学、王守仁与心学。如果乾嘉之风可标志清代的学术特征,那么戴震又似可当此时期的代表。乾嘉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围绕古典文献做实证（考订）的研究,戴震亦如此。但他又称毕生用力最甚在《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恰恰又是作者企图突破考订（或更确切地说,是借用考订为手段）探求新的义理。时人和后代对此毁誉交并,而戴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亦由…     

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

一、20世纪著名学者对戴震哲学形上学追求的评价 作为清代皖派考据学之大师,戴震学术之精髓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乃在于文字、训诂、音 韵之学,而其哲学思想只有弟子洪榜、同时代的史学家章学诚等少数人有所认识。20世纪 以降,伴随着西方学术范式的输入,学者们开始对其哲学思想的价值进行发掘。最先发掘戴 震哲学思想的人物当推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在《说林》、《释戴》、《清儒》等一系列文 章中,多次肯定了戴震的反理学思想,认为清代"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 震……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 (《说林》上)。之后,梁启超、胡适等人从不同侧面发掘戴震哲学思想的价值。如梁启超     

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

一、现代思想家对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之认同伴随着专制政治的解体,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近代思想因素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从２０世纪初期开始,戴震伦理学中包含的自由精神就为现代进步思想家所认同。最早认同戴震等人自由思想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于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在德国留学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就说道：“然如梨洲、东原、理初（即俞正燮──引者）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之先声。”蔡先生还将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派的伦理学作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至东原而始…     

《孟子》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孟子》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戴震的《原善》。戴震将《易传》的“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为两个问题,前者是泛论,后者专论人性。受孟子断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鼓舞,戴震严厉批评宋儒所谓性分义理、气质两种的学说犯了“二本”的错误。《原善》关于心的论述,关于“仁义礼智圣”和“条理”话语的使用,都鲜明表现出《孟子》的启发和影响。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文学复古与“科学”革命:戴震的西学对章太炎国故文体的影响

"西学东渐"这一文明转型学术潮流中,出自异域文明的知识话语与民族本位的旧思想之间形成张力,导致"传统"的发现并产生复古思潮。然而文体的复古不一定就等同于文章内容的复古,内含革命性的新知识话语不一定以同样崭新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出来。相反,复古的文体往往承载着更为激进的话语内容。推动辛亥革命并率领国故运动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喜作古奥晦涩的复古文章,遂世人称之为"国学大师"。然而,阅读其文便可知,章氏以复古文体表述了由来于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加上其独特的佛学诠释,他实际上为中国哲学思想话语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章太炎承继了清代乾嘉汉学的考据学传统,企望清代汉学能够产生科学的现代话语,同时始终坚持使用复古笔法。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因何而成?有何目的而为之?本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他深受影响的乾嘉汉学,特别是戴震的天文历算学著作,着眼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同性,从而探讨文章形式的复古和内容的革新性质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究竟含蕴着什么样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