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保健权及其证明:以布坎南为中心的考察

布坎南为卫生保健权的论证提供了一种非权利论证的路径。他认为,强制力对于论证最低限度的普遍卫生保健权十分关键,仅仅依靠对"最低限度"的权利进行概念分析是不够的。布坎南提供了一种多元论证模式,包括特殊权利论证、预防伤害论证、审慎论证和强制行善论证。通过详细的分析考察,可以得到,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的卫生保健权利,只存在某种可以辩护的强制行善义务,以此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至于什么应该包含在基本卫生保健的清单中,则需要民主程序的集体选择。     

卫生保健改革：对不合道德行为的研究

克林顿夫妇不是从公开会议和公众讨论中吸取营养，而是私下起草他们的卫生保健计划，并要求大家匆忙接受它。他们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声称我们能够得到最佳的保健，而不会增加费用，也无需配给，然后他们利用“伦理学家”通过假设的共同道德来为这种意识形态辩护。然而，并不存在这种共同道德。在美国的多无情境下，人们必须谋求被统治人的切实同意，并认识到国家权威的局限。结果将是卫生保健的两层系统，基本层次是集中于对穷人的节省成本的保健，消除痛苦，而不是将投入均等化，以及留给旁系的私人保险一个空间。     

对团结的限制在荷兰：两层制度在付诸实践

荷兰的卫生保健政策早就受团结和平等这些价值的指导。由于若干力量的作用,尤其是资源短缺,福利国家的退却和在卫生保健引入市场力量,这两个价值都在挣扎之中。除了团结和平等,选择的自由和财务责任也在荷兰卫生保健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结果,荷兰卫生保健越来越分成两层,一个基本的层次提供基本服务,奢侈的层次提供基本保健不包括的高质保健和服务。本文的主要论题是根据基本层次是普遍可享有的条件,两层系统在道德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并基于人道主义的团结这一价值。     

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续完)

同样的疾病会以稍许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此还没有有效的预防注射。看来人的理智容易犯哲学上的错误,正象人的意志容易犯罪一样。理智上的罪正如道德上的罪一样,不能通过知识而只能通过理解来防止。就这种意义讲,哲学是不能完成的。但是我们的语法至少有一些部分可以为某一个世代确定地标示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在哲学中使     

初级卫生保健立法的探讨

我国在初级卫生保健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立法滞后,在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落实与推广中存在不少问题。论证初级卫生保健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初级卫生保健立法框架提出设想,将促进初级卫生保健立法工作,推动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发展。     

道德绑架为何难以避免

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现有的报道与研究大多对施事方持批评态度,这既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直觉,更回避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实质.种种道德绑架得以进行,均需要预设以下核心论证:从道德上的好推出道德上应该做;从道德上应该做推出不做就应该被谴责;从应该被谴责推出对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替受事方辩解的阐述大多反对核心论证中的第二个命题,希望以此阻断核心论证,中止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以及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方式无法彻底阻断核心论证.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知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澄清卫生保健改革中的价值和原则

克林顿卫生保健改革工作组的伦理学工作组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支配卫生保健改革的原则和价值。这些原则和价值与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传统是相容的，也与公正和卫生保健更确切的理论解释相容，但它们是“独立的”，大家取得一致的共同点，不以任何理论背景为预设。尽管不精确，没有按轻重缓急排队，但这些原则指导我们有关各种改革方案是否公平的思考。使用这些原则的例证是，根据获得服务的普遍性、分阶段引入、建立不等层次以及提供明智的分配和配给来比较种种方案。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考察

罗尔斯认为医疗保健的功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自由而平等的道德地位,与其相关的具体决策在立法阶段而非原初状态中进行。格林将卫生保健当作社会基本善之一,并确立了卫生保健的平等可及原则,这种理论由于严重修改了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框架而难以成功。丹尼尔斯发展了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平等理论,认为卫生保健应受到机会公平平等原则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正常机会范围内的公平份额。他的论证成为卫生保健分配正义最为重要的论证之一。     

医疗机构设置与投入模式改革趋势的思考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集中表现在投入模式的改革和医疗机构的改革。不同的投入力争做到使相关性、质量、成本效益和公平性等隐含在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中的标准都达到最佳程度。而现实中 ,各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和企业等往往追求医疗机构规模的扩大 ,其结果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服务机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使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难以将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为向导 ,调整和发展自身的医疗服务功能。故投入模式的改革将以医疗机构的改革与合理布局为基础 ,以预防疾病和损伤、解除疾病、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促进和维持健康为目标 ,以政…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中国8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先后形成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论”两大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话语。这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马克思理论的突出品格是社会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其价值追求则是通过批判市场,消除经济暴政去达到“人类解放”。中国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拒绝马克思就等于从一个方面拒绝吸取矫正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资源。     

以规则为基础的配给问题

人们往往认为集中化的民主规则为配给提供了比个体化的医生决定更优越的基础。本文反对这种意见,探讨了基于规则的配给的缺陷。规则太不确切,不能精确反映身体和精神损伤的种种区别,以及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尤其考虑到不同的病人赋予医疗风险和补助的广为不同的个人价值。基于规则的配给也受到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所施压力的偏差作用,往往使医生对他们实行的配给决定不负任何道德责任。使控制费用成为医生内心考虑的一部分,是配给在社会上和专业上更可接受的一个手段,并且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基于规则的配给异常优越,在实行和解释规则时会留下相当领域由医生判断来作决定。结果,尽管病床边的配给有缺陷,为了完全基于规则的制度而完全抛弃它,是不明智的。     

“没事找事做”——对付心理空虚症的良方

最近在翻译资料中翻到了发生在国外的这样一件奇事:一个38岁的女人以间谍罪被捕。法庭掌握的证据确凿,她本人一直坚持是冤枉的,拒绝在定罪书上签字。但一来此案给国家带来了损失惨重,二来有铁证证明她有罪。最终她还是锒铛入狱,要过上20年铁窗生活。问题还不仅如此,案件的后果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事态仍严峻万分。出于无奈,她被单独关押,不得与任何人有接触——包括监狱管理人员。饭菜、大小便、换洗的衣服等都是通过挂着黑帘子的特殊窗户传递的。除非犯人决定认罪,否则不许与任何人接触。     

柯亨在指证马克思主义持有自我所有权观上的理论失察

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拒斥自我所有权原则,乃至自我所有权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批判却隐含了对自我所有权的认可,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也依然未能告别自我所有权。而事实上,这是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判和理论失察。他的误判和失察与其self-ownership概念存在事实与法权的混用、论证上存在循环论证和"先入为主"的理论缺陷有关。柯亨这种拒斥自我所有权的正义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当下中国。     

论佛教医药对中医药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有关医方明的主要有30多种,包括医论、医术、方药、卫生保健、咒禁等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中医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中医药的内容,对今天的医药工作仍有借鉴。     

真值条件内容非实在论

错误论和非事实论是用语义方式表述的两种不同形态的非实在论,当中涉及"真"、"假"、"指称"、"真值条件"这样的语义概念。布高西昂认为,针对真值条件内容概念的错误论和非事实论是内在地不一致的,从而可以先验地予以拒绝。本文详细分析布高西昂的论证,揭示其论证的缺陷,以及分析布高西昂与其批评者达维特之间的争议,消除他们对用于表述非实在论的语义概念的误解,尝试为真值条件内容非实在论给出一致的表述。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自杀可以被允许吗

自杀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许,首先需要对自杀进行界定。满足三个条件才算自杀,其中最难判断的是求死意愿。它又包括三个条件:其一,意愿是自己发动的;其二,行为者的死亡跟最终目的有因果关系;其三,他相信自己的死对最终目的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接着需要探讨自杀不能被允许的理由。先反驳自杀最有力的辩护——生命自主权,然后通过普遍化检验正面论证自杀是不被允许的,随后回应一种可能的质疑:既然自杀不被允许,为何对以利他为动机的自杀大加褒扬。最后,我们承认上述结论存在例外,通过三个条件划定了例外情形的范围。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总计问题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理论,是为了取代效益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效益主义在证成一个行为的道德正确性时,会考虑受该行为影响的人的福祉总计,因而人数很多时变得很重要。人数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似乎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这也是效益主义有吸引力的其中一个理由。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由于坚持只有个人理由才构成反对一项原则的理据,因而面临难以说明人数在道德上重要的问题。他提出"打破平衡论证"来尝试说明,在不依赖总计的情况下,也能说明人数的重要。本文认为他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但只要引入几个重要区分,在契约主义框架内,其实可以容纳总计而不会滑向效益主义。     

道德权利概念及其功能

“权利”一词出现于许多语言环境中。人们常谈到法律权利,还有俱乐部成员的权利;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则有“获得某种学位的权利和荣幸”之说。但是,我们也讲“道德权利”(有时候讲:“他在道德上有权于……”),而本文所讨论的正是道德权利概念。有人认为,享有道德权利恰恰是由于在道德上应当享有法律权利。其实不然。即便在我们认为不应规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