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与汉藏圆融

本文从宗教史、文献学等方面讨论西夏时期的“汉藏圆融”佛教。作者提出“广义”和“狭义”的“汉藏佛教”概念,并为之进行讨论。本文集中在“狭义”的汉藏佛教,并为之采纳不同西夏佛教文本中的材料佐证。作者认为汉传和藏传在西夏时期有比较广泛交流,无论在西夏文佛教词汇或文本义理内容皆可见其痕迹。从思想架构角度观之,汉藏圆融的基础为汉传华严思想,主要是澄观和宗密的思想典范,即是所谓“性起/缘起”的架构。藏传佛教密法属于“缘起”范围。     

西夏佛教与汉藏佛教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17日上午，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和《智者喜宴》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西夏佛教与汉藏佛教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在京的部分藏学、西夏学、元史及佛教美术方面的专家学者约20多人出席了会议。     

谈谈汉藏佛教的沟通

汉藏佛教的沟通对于当今佛教界、佛学界以及广大的寺院丛林都是非常需要、非常有益的。大乘佛教两大语系的相互交流，可以使整体的大乘佛教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将有力地促进佛教的发扬光大。在汉藏佛教的沟通方面，已经有人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比如吕先生等支那内...     

戴逵与宗炳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冲突和交融,而且与中国的艺术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佛像及造物等艺术品的输入和刺激,中国也随之有了寺塔。石窟佛像和佛画,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 由于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投身佛像艺术的创制之中,这些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受到佛教思想的薰染。但是,艺术和宗教毕竟是有区别的。     

论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佛教教育中心的汉藏教理院

重庆汉藏教理院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堪称当时中国佛教教育中心,其贡献不仅在汉藏文化交流上,也对民国佛教教育及整个佛教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福泽所及不仅川渝,也辐射到周边省份。本文依据原汉藏教理院期刊档案文献及民国佛教报刊相关资料,经由考察汉藏教理院的学制、招生及学生毕业情况、学生来源等,揭示其对川渝及相邻地区佛教乃至当代中国佛教特别是佛教教育的影响。     

佛教雕塑与佛教传播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地 ,最迟在汉代 ,佛教雕塑艺术已经在我国一些地区流传。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多处汉代佛教雕塑 ,著名的如四川省乐山麻浩享堂横梁上所刻的一尊手施无畏印的佛像 ,彭山出土的佛像陶器座 ,什邡出土的佛塔画像砖 ,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汉代摩崖石刻立佛像等 ,足以证明。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中载 ,丹阳人笮融于献帝初平四年任下邳相 ,督三郡漕运 ,“乃大起浮屠祠 ,以铜为人 ,黄金涂身 ,衣以锦采 ,垂铜盘九重 ,下为重楼阁道 ,可容三千余人 ,悉课读佛经。”这是正史上第一次出现供奉金铜佛像的记载。三国时期 ,佛教在各…     

汉藏教理院史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1]。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日趋衰颓,迄于民国…     

工布查布与清代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工布查布是我国清代一位才华横溢的蒙古族学者,在佛学、史学、语言学、译经等领域成绩斐然.他以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优势,对促进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特别是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尤为卓著.他用藏文著成《汉区佛教源流》,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译成藏文,还将藏文《佛说造像度量经》译成汉文.     

从汉藏教理院看贵州佛教与重庆佛教之关联

贵州与重庆相依为邻,其佛教古来就受重庆影响。本文通过考察汉藏教理院档案、期刊文献及相关民国佛教报刊,梳理了重庆汉藏教理院的贵州学僧在汉院或重庆其他地方学习弘化情况,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这批学僧及汉院本身对民国及当代贵州佛教的种种影响,由此部分揭示出贵州佛教与重庆佛教的关联性。     

管·法成对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

管·法成是汉藏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吐蕃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大师、佛学教育家。他为传播文化、宣扬佛教、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及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     

穿越时空的庄严妙相——走进甘肃省博物馆佛教艺术展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精选了147件馆藏佛教艺术珍品,以历史沿革为主线,从石刻造像、金铜造像、其他佛教文物三个方面,向世人展现了自十六国至明清佛教在陇原大地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形象具体地展示了甘肃佛教艺术发展的全貌。     

青年画家宓雄致力开发佛教艺术

上海青年画家、佛门弟子宓雄,以画佛像和佛教故事著称。上海佛教协会为开拓民间佛教艺术,特聘请他为艺术顾问。今年五月十日,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大和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欧国藩居士在玉佛寺方丈室向他授予荣誉证书。台湾高僧、国际佛教促进会会长星云大师,今春来沪弘法探亲时,也观赏了宓雄的作品。上海佛协向星云大师敬赠了宓雄创作的中堂宣纸油画《千手千眼观世音》和蜡染佛像壁挂。星云大师     

评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早期佛像是古代中印初期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载体。首先,在我国发现早期佛像的大部分地区缺乏佛教传播的记载,早期佛像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的空白。东汉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它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因此,早期佛像研究将改写中国佛教史的第一章。其次,学术界对印度佛像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早期佛像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非常接近印度佛像的起始时间,因     

从历史视域中管窥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以早期汉藏佛教交流为中心

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研究内容,也是一个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具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研究内容或现实问题,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认知和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经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史上,唐蕃汉藏佛教交流真实地呈现了汉藏文化早期交流的具体情形,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使汉藏系佛教之间建立渊源关系。从汉藏系佛教的渊源关系中又实现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共通。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就是在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认同中前行而铸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本质特征。     

显密之理，相应一贯——太虚大师融通汉藏显密佛教的思想

基于中国传统佛教而倡导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对民国时期的密宗热潮进行抉择，并着力于汉藏显密佛教的融通。在戒律与判教方面，他批评日本密宗，赞扬重视戒律与次第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针对藏传佛教的缺陷，太虚强调树立人间佛教大旗的重要性。他从教理、行持、果证等方面说明显密佛教圆融不二，提倡汉藏佛教互相修学，坚持汉传佛教立足自身以求振兴。     

《佛像解说》译后记

前天刚刚把《佛像解说》的译稿校完,这件拖了好几年的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心里自然也一下轻松了许多。大约是1990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我的朋友PieterWelge从德国给我寄来一本有关佛陀的画册———《佛像解说》。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这部精美图册的时候,真的为那些大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造像所震撼了。那时我除了在大学里教书外,还给香港的一本佛教刊物写点文章。那本佛教刊物经常用精美的佛像或寺院建筑的照片做封面或封底,所以我也试着将《佛像解说》的一部分彩色照片的解说译成中文。这便是翻译这本书的开始。19…     

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历史丰碑——以陇上千年古刹西蜂窝寺为例

西蜂窝寺是甘肃境内最早的佛寺之一，至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印度小乘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诸教派均在该寺留下印迹，并交相融汇。寺内高僧辈出，其中不乏彪炳青史的爱国高僧。西蜂窝寺承载着汉藏民族友好交流佛教文化的共同历史记忆，树立了汉藏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丰碑。     

架起汉藏佛学研究的桥梁——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致词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非常荣幸应邀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齐集一堂,共襄振兴汉藏佛学研究之盛举,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为筹建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诚     

明清时期的五台山佛教音乐

明清以来五台山成了汉地最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遂形成了汉藏佛教音乐并存的格局。由于璧峰禅师创作“华严佛事”、“四十二奏”,蘟宏法师作《水陆仪轨》、《瑜伽焰口施食坛仪》等,故使五台山“佛事音乐”臻于完善、定型,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

藏传佛教法器是藏传佛教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曾在汉藏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历史档案、图像与存世实物,对藏传佛教法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刚铃杵加以考察,在厘清其发展演变基本线索的前提下,着重探讨明清时期汉藏两地铃杵的制作、相互流传及其影响,并阐明其与汉藏艺术交流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