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龙场所悟之“道”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这是他学术思想上的分水岭。阳明龙场所悟之道,从直接的内容看,不外是对格物致知之说的重新理解,而其深层的内涵则颇为复杂,主要包括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和致知格物三个内容。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

王阳明逝世前两三年开始竭力强调"万物一体"论,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该命题的全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字。其实,"一体之仁"是阳明学重构万物一体论的核心观念、本体依据。以"一体之仁"为根本旨趣的万物一体论既不同于先秦以来传统的万物一体论,也有别于程颢的由"识仁"而进至"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说,而是新形态的以仁为本的"仁学一体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既是一项本体论论述,也是工夫论命题,更反映了"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阳明认为,由"一体之仁"的信念出发,有望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的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

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特质。龙场悟道后,阳明以"心学"为其致学方向。心学也就是身心之学,它是以"心—身"作为整体结构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好善恶恶"之情连结心、身,是促使心体的道德原则落实为身体实践的关键和机括。与此同时,阳明以"有无"论其学问宗旨,这个特性在"不作好恶"与"有无相合"的关系中也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心学里,"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每一层意涵都关联着并指向着有无相合的理想之境。     

宋儒身心之学的双重关怀

两宋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崛起,建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身心之学。宋儒面临社会关切、个体安顿如何统一的难题,故而其身心之学包含着道德修养与个体生存双重涵义。宋代士大夫努力将个体身心与性理连接,是为了化解必然面临的社会关怀与个体安顿、忧患意识与从容安乐的矛盾,最终达到忧乐圆融之境。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说的三个向度

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存有三个发展向度:从"形上学"意义上看,其沟通了"仁学"与"诚学",通过对万物一体之仁本体论意蕴的探索,缔造出"诚学发生学"的逻辑;从"修养工夫"意义上讲,其通过"身体隐喻思维"让"己心"与"天地之心"相通,凸显儒学对生命的关怀,并落实于"一体之乐"的运作上;从"政治伦理"意义上说,其要通过"明德亲民合一论"重建"三代之治",建构社会中和谐的人己、人伦、人物关系,促发了某些"平等"因子出现。三种向度彼此区分,相互联系,充分体现出王学"理一分殊"的结构特质。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学说

本文分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伦理学意义 ,探讨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二者的内在关系 ,指出“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即是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 ,最后着重分析了“知行合一”道德修养方法的关键 :立志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道教内丹学与王阳明“致良知”说

王阳明对修习道教内丹导引之术非常重视,其《年谱》中多有记载。内丹本为一种养生延命之学,王阳明却使之成为“致良知”说的组成部分。王阳明如何将道教的修为与儒家的心性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呢?这里拟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1 当然,能够产生内心神秘体验的并非仅仅是道教内丹,佛家与儒家也都有类似功夫。但是究阳明一生,他似乎独钟情于道教内丹之术。     

从王阳明“精一之学”看其三教观的四个维度

王阳明曾经一再地把自己成熟时期的思想学说称为"精一之学"。从王阳明的"精一之学"的视角看其三教观所呈现的异端之辨、是非之辨、内外之辨、人己之辨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具体展示了王学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旨趣。进一步而言,它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本位意识,对文化的普遍性与个性及地方性的关系的思考,不但为王阳明自身解决了其以良知学范围三教、归宗于终极认同的"精一之学"这一至圣大全之学的合法性难题,而且也为从一般性的角度较好地处理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值得吸取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国故新知”：王阳明的存在主义之发现

“国故新知”：王阳明的存在主义之发现——对陈来《有无之境》一书的思考穆南珂一时下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除深刻复杂的背景外，尚有一种机缘：上帝死了！普遍的西方人恐慌和某些西方人对东方古典的青睐。于是我们重新审视似乎已被放逐的传统文化，试图（包含为西方人）寻找一条摆脱或超越困境的精神之路。某些研究“国学”的人身上也表现出那种既为“国师”又肩负着拯救世界之使命的道玄和庄重。对中国古典的“考古学”结果，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传统文化如此众多的优良品格和西方人文价值。更进一步的研究在于：通过“考古学”和解释学…     

王阳明论《大学》“至善”

阳明反对朱子于事事物物上寻求至善、寻求所谓"定理"之说,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的观点,认为"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在《亲民堂记》《大学问》中,阳明对《大学》三纲领及其关系有系统整体的阐发,提出"至善是明德亲民之极则"的观点,这体现了阳明至善观的深化与发展;阳明生命的最后几年更多地从万物一体、仁体的角度来诠释明德亲民与至善,没有再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这是阳明至善观的一个突破,对此,其不少弟子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万物一体、仁体、至善与良知的贯通体现了阳明最后思想之化境。至善根源于天命之性,但其发见处在吾心,至善在心,心外无理,心外无善,至善良知有自我开显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是阳明学富有鼓舞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论王阳明之乐

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欣合和畅。乐的境界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境遇中都能保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者胸怀;亦保持着"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和畅的气象。孔颜真乐不仅是王阳明追寻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亦在他追求的人生过程之中。王阳明将真乐置放在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之中,在不同的层次,展现出不同的类型人生之乐。真乐是对人生之乐的提升和超越。真乐亦存在于人生的种种忧虑当中,王阳明以乐化忧,忧中更能体悟和彰显乐。     

王阳明的“心学”新论

<正>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人们常常因此而认定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学说,从而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然而,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试图说明德性之知①的先天性,而主张德性之知的先天性,并不等于断言德性之知不包含任何经验的内容,也不等于这一主张是主观唯心的,正如主张数学命题和分析判断是先天的,并不等于主张主观唯心主义一样。事实上,先天知识也是客观     

论“质测”与“通几”之学的本义

方以智曾提出“质测”与“通几”一对范畴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的概念。长期以来 ,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 :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 ,通几之学即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均持此种观点。几十年来 ,学术界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义。据我所知 ,只有朱伯先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其《易学哲学史》中指出 ,此说虽有一定的依据 ,但还欠确切。认为方氏所说的质测之学 ,是对个体事物特性的考查 ,不一定皆指自然现象的研究 ;所说的通…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知”“德”之辨——苏格拉底与王阳明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于苏格拉底和王阳明伦理学的基本命题———“德性即知识”与“致良知” ,从德性的根据、德性认识的方法、德性的实现三个方面 ,围绕着“知”与“德”这一核心问题 ,进行了分析阐述和比较研究 ,并透过这一个案试图揭示中西两种伦理学传统的重大差异。     

《庄子》之“游”性体验的身心共融

“游”体现庄子对自由的执着追求,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追求自由、诗意的理想境界,集中蕴积在“游世”、“游心”和“游境”的生存体验中。“游”作为一种生命动势及审美的节律呈现,成就于人与自然、身行与心知、个体与社会的有机合一,且融入真实、全面、自由的“真人”之境。在庄子那里,身体之游是以身体之动而身临其境,精神之游则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之游,真正的、完整的“游”性体验也必须是身体之游与精神之游的共融及合成。这种身心之游且共融所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创作和欣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