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史证经:杨万里的易学历史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皮锡瑞之易学观

皮锡瑞相信伏羲画卦,同意司马迁等人以文王重卦的观点,认为卦、爻辞都是孔子所作,并以“十翼”中的一些篇目出自孔子.皮氏论《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彰显了他对“汉学“的尊崇,体现了他崇经尊孔观念.由于他有着今文经学的立场,所以其对易学各派的评论也多受先人为主的经学观念的影响.皮锡瑞对王弼义理易学表示推崇,然而他并不忽视象数之学.他从易学史的高度论述了清代易家之易学.在具体的治《易》方法上,皮氏有继承,也有创新.他推崇焦循以“假借说《易》”,还主张以汉碑证《易》.     

刘知古的《日月玄枢论》

一、刘知古的生平历史开启对《周易参同契》研究新风的是隋代苏元朗，继踵而起的是唐人刘知古。在刘知古之前的李淳风、袁天纲、王勃、王远知等，也曾经有易学著作，由于他们的著作散佚殆尽，因而已不能知悉其是否对《周易参同契》有所评论。真正使《周易参同契》走向内丹思想方向的则是刘知古的《日月玄枢论》(《全唐文》卷三三四)，这部作品进一步确定了苏元朗的“归神丹于心炼”的内丹思想。刘知古的传记除载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之外，《三洞群仙录》为节录本，但其最早的出处应是《道门通教必用集》。《必用集》成书于南宋，资料来源…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研究

韩国有着悠久的学《易》历史,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其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人物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权近。他在中国易学家周敦颐《周氏太极图》的影响下,创制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周氏太极图》的轮廓大体相同,都是黑白相间、酷似人形,反映了太极为本、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特征。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又有它独特的一面,将伦理、心性等问题纳入易学体系,完成对前者的超越。由此可见,中韩易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有借鉴和吸收,又有创新和超越。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论梁启超的易学思想

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以易学为"魂学""天人相与之学",笼统地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其思想是孔子人生与社会理想的终极归宿。1918年后的梁启超,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作了逐步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系辞》而下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间的孔门后学(思孟一系)所作,皆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目前可以相信的只有《彖传》《象传》为孔子作。结合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梁启超对《易传》哲学作了初步探索,他以"流动哲学""数理哲学""自然法""归纳法""因果律"等现代学术范式来诠释易学哲学,确有其精妙之处。他对《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元统天""继善成性"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是近现代易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他对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易学观都有一定的影响。     

王船山易学渊源试探

王船山易学渊源试探汪学群船山易学是对《易》本身的解释及发挥,以《易》为蓝本,渊源于《易》,是其易学应有之意。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其易学史的渊源,也就是说,船山治《易》除了借助原书外,还参考吸取了易学史上诸家有价值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成为他易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陈淳易学思想研究

陈淳易学绍承朱熹,他申明"四圣三贤"的易道渊源论,强化了朱子学派的道统地位;他的"太极"观融浑理气,可视为朱熹理气观的一种发展;在治易上,他强调象数、义理不可二分,并对朱熹易学的传播作出贡献;出于对朱熹的崇敬,他认为易学至朱熹已发挥"无余蕴",这一点则显得较为保守。朱彝尊将陈淳列为朱熹传《易》弟子是有根据的,而朱熹、陈淳的易学思想亦影响了漳南后学如蔡逢甲、黄道周、何楷等人。     

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因《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现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六篇…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黄宗炎学术思想初探

<正> 黄宗炎(1616—1686)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胞弟,他长于易学,撰有《周易象辞》、《寻门余论》、《图书辨惑》等著作。黄宗炎的学术思想至今尚无人作系统的发掘和研究。笔者阅读了黄宗炎的有关著作,深感其学术思想内容丰富,颇具时代特色,可以说是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位易学大师,对浙东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探究。     

马融易学探微

马融治《易》用古本,上承费直,使费氏之学得有传承;又下启郑玄易学,使费氏之学得以发扬光大。他以"十翼"解《易经》,同时还以"十翼"互证易理。马融承费直之学,重视以儒理解《易》,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他重视以礼解《易》。其以儒理解《易》的另一个表现是引史注《易》。其在解《易》时十分重视象数学中的卦气说,此外还重视取象和五行说。马融解《易》皆由象数为切入点,而最终归本于人事。马融易学在汉晋易学嬗变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桓谭易学思想初探

汉代桓谭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 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易学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桓谭曾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易学思想是与其对道家黄老之说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的,并凸显出汉代道家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 在中国易学史、思想文化史上意义重大。他对 《周易》的宗教巫术形式持否定态度, 对与此密切相联的谶纬神学以及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之说多予批判。他本于 《周易》, 生发了深广的忧患意识, 同时继承、发挥《易传》的太和、中正思想, 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之间的整体和谐, 从而进一步将易学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桓谭易学思想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综合融会的风格和旨趣, 这是深受《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之旨沾溉和影响的结果。     

王弼《周易注》卦变说发微

学者多言王弼尽黜象数而专言义理,实则不然。王弼固然严厉批评了汉易的牵强繁琐,但每当他意识到只有运用卦变才能对《周易》经传做出清晰准确的解释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汉易卦变融入到自己的注文当中。尽管少数学者已经指出王弼注贲、涣等卦时有取卦变,但《周易注》中丰富的卦变之例尚未引起关注。这与王弼易学的义理派定位及《周易正义》的疏解有关。当下王弼易学研究的继续推进,应当以破除对《周易正义》的拘执、反思王弼易学与汉代易学的亲缘为突破口。本文即旨在呈现《周易注》中的卦变内容,还原王弼易学的本来面目,进而再次论证"卦变是理解卦爻辞的总纲"。     

以古文证古义 由本象明易辞——于省吾《双剑誃易经新证》研究

于省吾的《双剑誃易经新证》是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书中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对《周易》文辞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解释,以求证古义。由新近出土易学文献资料,比对研究,可确证于省吾的部分新释,但其更多新解却得不到新资料的支持。除新注释外,于省吾承继传统经学的情怀,认可"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而致力于寻找易象、阐明易辞;但在取象方法上,其对传统易学有所分判,对虞氏易等有所批评,而主张仅由本卦中取象。《双剑誃易经新证》与民国易学整体风貌一样,内蕴变革时代的学术品格,内容有新有旧,成果有得有失。     

心学视域下的易学——杨简易学思想初探

杨简作为心学解《易》派的代表,其易学思想是心学与易学相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心学视域下的易学．在杨简的心学体系中,心具有本体特征,它虚明灵妙,且存在于人自身;功夫论上既要讲求恢复本心,又不可强索而得．杨简以此心学视野去观照易学,将整个易学体系纳入其心学视域之中,并且注重阐发一些与心相关的易学观念,从而使其易学思想呈现出高度一元论的特征．当与经典结论不相兼容时,他又敢于怀疑经典,以保证其易学的圆融一致性．     

基于党争和人性的双重反思——论苏轼的“君子小人观”与易学思想

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苏轼从君子、小人身份定位与人物关系的视角,反思了欧阳修严辨君子小人之别的主流观点,强调君子对小人的包容态度。苏轼这一现实主张,有其相应的易学理论依据,体现在其易学著作《东坡易传》对爻辞的独特诠释中。苏轼的君子小人观既是源于党争给国家及个人带来危害的反思,又与他"性无善恶"的易学思想联成一个统一体,反映了他在易学建构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汉书·魏相传》与西汉易学

《汉书·魏相传》是研究西汉易学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云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反映了西汉中期易学的特点。《易阴阳》是将《易经》与阴阳数术结合的产物;以五行配八卦、中央黄帝执坤艮治下土。反映了黄帝学说对易学的影响。儒学中《易》与礼相通．魏相说《易》引《明堂月令》．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晏子与古代易学

晏子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晏子的思想和事迹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易学是中国历代学者解读《周易》而形成的一门学术,易学在中国古代属于显学,在中国古代学术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晏子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一些易学家就会引用晏子的思想和事迹来解读《周易》的文本。晏子在古代易学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古代易学领域对晏子事君之道的称许;古代易学著作对晏子和同观的发展;古代易学领域对晏子的节俭观念的评价。深入研究晏子对古代易学的影响,对于理解晏子其人、其事、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有着积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