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因此可以由此达彼、由言事而论道的一种推理论说方式。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其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古代主导的推类"法式",是一个由兽名至祭名、善名、族类名、种类名、法式名的历史的过程,铸就了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这种具有普遍适用的逻辑思维方法论意义的"推类"法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思维发展的必然,有其稳定的由"言事"而"言道"的推理结构。其成立的依据是事物类属性、类事理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推类"思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显著。其取法标准既有伦理的标准,也有逻辑的标准,使得先秦逻辑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了伦理化倾向。其思维进程是通过比照事例而分类,进而援类而推。在其大量的实践应用中,"推类"法式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态度上更偏重于精神感受,积淀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它演进过程的梳理,以及对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     

《周易·说卦》中的类问题

论文通过对《说卦》中纷繁的类现象的排比罗列的讨论,旨在说明《周易》观象取类思维的规律,从而接通中国学术中类思维的规律,指出类思维是贯穿在古代思想学说中最一般的规则。     

荀子推类思想探析

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同异,而进行的以类推之的推类,是中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维方法。集诸子百家之成而独树一帜的苟子,在谈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中,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所缘以同异”的类概念认识,从“物各从其类”展开对类概念的考察,并通过关于“正名”的阐述,全面地论述了“譬称以喻之”、“推礼义之统”、“举统类而应之”、“推类而不悖”等推类思想,从而使推类思想在中国逻辑传统中更加繁丽多姿。     

中国古代的类推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族社会

援类而推的方法 ,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在形成这种思维方法的过程中 ,有一个“类”概念的发展过程 ;它的特质的确立 ,与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具有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与思维必然性。     

先秦推类方法的模式构造及有效性问题

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具有类属知识性的思维:群体区别判断过程中的复杂性、有效性、有用性和实质性

类属性思维(stereotypes)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群体区别正确反映的类属信仰.类属性思维比我们一般假想的更为复杂.首先,我们在本论文中探讨了在立体性的类属性思维EPA理论框架之下的多维度,即类属性思维的三维度:评估、激活和准确度.同时还特别讨论了类属性思维与具体集体共识的表征特点的图腾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对于作为人类信仰一部分的类属性思维准确性莫衷一是的研究,我们进行了全面综述,并且本文还仔细考查文化类属性思维,个体类属性思维,个体与群体的判断,准确性评判的标准,和原分析的数据等等,同时进一步表明类属性思维和客观现实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我们指出类属性思维对解释群体和民族的区别非常重要,特别是人的感知的实质性寓于实在的客观群体本身(“感知的同一性”).我们认为,类属性思维的过程,对于高度的实体性和感知的实质性的群体来说,具有深刻影响,况且群体或部落(民族)的图腾也是其群体或民族的实体性的外在表现.尽管我们不可能解决同类属性思维的过程有关的所有争论,但我们所强调的观点是:类属性思维是人类相互影响和生存的有效类属性识别.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医学

推类逻辑就是基于“推类”的中国古代逻辑。易数推类为中医科学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提供了一个有效地认识自然、机体（肌体）、疾病的方法。取象比类是中医思维的核心,推类是中国古代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推类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并以比类为基础。     

中国古代推类思维的基础、限度与严格性

推类思维的基础是古代观念中“生生”相继、从本源上感通一体的宇宙。推类思维的目的不是获得真值保证或建构知识体系，而是以万物相关性为前提，随境随需、推扩主体视域，在不可通约的差异性中以言、象、意、情等方法关联起原本分离的事物，开启意义解释的新向度，并推动伦理政治实践。推类思维的运用如果超出人伦领域而试图解释自然，其力量就会减弱；当其无限扩展，试图建构起完整而严格的世界图式时，就会出现胶固之论。推类思维的严格性并不体现为保障我们消除交流误解的方法论规则，而是达成情境或共在的一致性。主体间论辩的严格性，依托于历史流传物中的经典共象和宇宙-伦常秩序(天人)的共同视域才能够获得保证。在工具理性支配的今天，推类思维应当通过批判性考察在人伦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朱熹的易学推类方法论探析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审美概念理解对于创造性思维作业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以小学3、5年级、初2、高2、大2年级学生共300人为被试（实验组156人;对照组154人）,对审美概念实验教学前后测验结果分析表明：审美概念理解程度对于创造性思维作业成绩有显著影响,各年级都存在这种效果;总的看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审美概念理解的7个因子（概念理解流畅、释义正确、释义精确、事实迁移长度、事实迁移宽度、类词迁移长度、类词迁移宽度等）与创造性思维的两类作业（图形、语言）、6个因子（流畅、独创、精致、灵活、标题抽象、抗封闭）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类词迁移宽度”、“释义精确”、“类词迁移长度”等三个因素对创造性思维作业总成绩影响显著。     

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传》本体论浅析

《易传》基于社会实践基础,对“易道”作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上概括,指出乾坤是易之门户和根本,“一阴一阳”是万物产生存在的本原和根据。由此展开了其易道本体论哲学体系。这种借助《易经》八卦象数和取象比拟思维的探究型理解和创造性诠释,使古老的《易经》完成了由占筮之用到形上学的革命性变革,开启了人文主义的诠释路径,深深影响了之后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     

《周易》与类比推理

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观点源自逻辑一元论。本文认为,人类思维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逻辑的多元性。人类对思维形式的认识,还处于初期阶段;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思维形式还会层出不穷。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对思维形式的选择不尽相同。西方人注重演绎,中国人注重类比。《周易》就是一个属于类比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一直规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华夏民族将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决定了"以象尽意"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形成。中国人注重体悟自然、追寻智慧的求道精神,是《周易》推理系统得以千年传承的哲学基础。类比推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主要思维方式。     

中学教师创造力内隐观的调查研究

以255名中学教师为被试,采用调查分析的方法,编制了创造力形容词表,并结合个别访谈法,考察了中学教师的创造力内隐观.研究结果发现:教师的创造力内隐观主要涵盖了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两个方面;教师一致认同高创造性学生有28个重要心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10个特征依次是想象力、喜欢思考、富有洞察力、自信、内部动机强、好奇心、关注新事物、透过现象发现规律、逻辑推理能力、发现事物间的联系与区别;因素分析把教师内隐观会聚成了5个因素:新颖灵活的思维风格、好奇且善于质疑、逻辑思维、问题发现、自信进取的性格.     

Form and formless: A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s of Anticipating China

Chinese culture is neither the first problematic thinking (analogy) claimed by the authors of Anticipating China, nor the second one (logical inference). On the one hand, analogies ar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spects of Chinese thinking,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Yin-Yang, Dao and Fo are all universal codes that could neither be reached by analogy nor by logical inference. In fact,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problematic thinking share the same world view, taking the world as a composite, and the difference lies merely in whether the components are irreplaceable particulars or substitutable elements. Both build their knowledge on the components and how they combine. In the terms of this paper, both systems are constructed with spatially definable forms, real or nominal. The highest codes in Chinese culture are not built up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an object, and could never be found by analysing the object, physically or logically. Yin-Yang, Dao and Fo are names without form, and thus are thinking modes tha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a spatial concept. They are non-structural systems and a way of formless thinking.     

《周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周易>是中国社会文化之根本,不仅具有政治决疑的作用,还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变通日新、生生不息、保合太和的和合精神,培孕了中华意象的直觉思维、和合的整体思维和阴阳的逻辑思维,对天文学、医学、养生学、数学、建筑学等自然科学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in verbal analog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may uniquely explain variation in ana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Across two studies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ve influences of divergent and convergent thinking as predictors of verbal analogy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on both convergent thinking (i.e., Remote Associates Tes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i.e., Alternative Uses Task) uniquely predicted performance on both analogy selection (Studies 1 and 2) and analogical generation tasks (Study 2). Moreover,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were predictive above and beyond creative behaviours in Study 1 and a composite measure of crystallised intelligence in Study 2. Verbal analogies in Study 2 also varied in semantic distance, with results demonstrating divergent thinking as a stronger predictor of analogy generation for semantically far than for semantically near analogies. Results thus further illuminate the link between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creative cognition by demonstrating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as predictors of verbal analogy.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