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老子的仁德观及其伦理价值

"仁"的字形演变说明了仁德的内涵在先秦就已经发生了流变。深入探究仁德的内涵,需要从儒家思想继续向前追溯。老子的仁德观是将"仁"置于其"道、德、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中论述的。仁德是完整德性朴散为"下德"之后的最初主导德性,承接了道德的终极关怀。就"仁德"的品德内涵而言,尊道贵德是"慈爱"生发的保证,慈爱与对善的追求是一致的;需要重视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差异性和本然性,从而表现为包容;仁德具有柔和的特性,是柔弱而非强势的。对"绝仁弃义"的解读,应重视老子仁义观所具有的超越论特点,也要看到这种超越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     

仁义之间

<正>仁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仁义"不只是仁与义的相加,而是观念史上一个更新换代的新版本。独立论仁,荣誉当归孔子;但"仁义"连体,贡献则推孟子。朱熹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朱熹,1984年,第199页)不是孔子没讲过"义",而是《论语》中"义"不仅单独使用,且意思相对单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或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见得思义"(《子张》)之类,     

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论老子孔子“仁”的同异

学界普遍认为老、孔在仁的问题上持对立态度,老子因"搥提仁义"而被视为"反伦理主义"者。事实上老、孔的仁爱主张虽有某些差异,但无根本分歧。相同处在于他们都赞美无任何个人功利诉求的"上仁""安仁"行为,对仁的内涵认定也基本一致。不同处在于具体实践时,孔子面对"我未见好仁者"的现实,从可行性角度主张以"利仁"劝导民众,老子则坚守"上仁"标准而对"利仁"所隐含的弊端表示担忧。在现实社会中,老子的"上仁"因难以实施而被束之高阁,孔子用来劝勉民众的"利仁"因切实可行而利于社会安定,但客观上往往出现仁义被小人盗用的现象。理清老、孔仁爱思想的同异与利弊,对于今人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老子“绝仁弃义”思想探析

老子站在大道的立场上,认为"仁义"的出现是社会"失道"后的结果,因此,提出了"绝仁弃义"的观点,主张通过绝弃"不仁不义"、绝弃"假仁假义"和绝弃"大仁大义"这三个阶段来实现"民复孝慈"的理想,最终超越"仁义",进入"无仁无义",回归到自然无为的社会形态之中。然而,在有道的社会中,"仁义"之名虽不彰显,但"仁义"之实却自然行于其中,所以从本质上讲,老子所要绝弃的只是"仁义"之名,并非"仁义"之实。     

复归与超越:王重阳修道论与老庄思想的关系

王重阳创立的以"全真而仙"为核心的修道论,远承老庄之学,融贯儒佛思想,分别从"全真"、"修心"、"真行"等不同层面,把老庄道家的"见素抱朴""法贵天真"思想,自然超脱的养心论和老子"不善者吾亦善之"的慈善济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对老庄思想的复归与超越,增强了道教的普世性,提升了道教的思想水平。     

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孟子的仁义观对孔子之道的发展

孟子的仁义观源自孔子,受曾子和子思学派的启发,因而对孔子之道做出了相应的发展和推进。孟子之仁义观把仁、义组合为仁义,实现仁礼、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仁、义到仁义的组合弥补仁义分割而各自膨胀的流弊;仁礼到仁义和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为解决礼制丧乱殆尽而权谋术智大兴时代问题指明了方向。另外,孟子把孔子畏天知命的天命观发展为以仁义立命的天命观,主张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能够主宰的领域即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仁义),而不是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富贵名利),从而化解人们在现实中不得志时的烦恼。     

论《管子》的仁义思想

仁与义最初是两个单独使用的道德范畴,仁主要是指爱亲和爱人,而义则是指合宜的道德行为或准则。在《管子》中,仁与义已经结合使用。《管子》的仁义思想承袭春秋以来的观念,提出了“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的命题,并进一步将仁义思想上升为治国的方法和原则。     

职场中的“儒家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儒家五常"影响中国几千年,成为中国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因素。身在职场,要吸收"儒家五常"的精华,修身养性、明仁知礼,丰富工作点亮生活。职场之仁。仁者,仁义也。在与人相处时,要做到融洽和谐。在职场中,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张载仁说与行仁的实践

不同于王弼和王安石,张载摄《老》入《易》,以仁德刻画天性,从"天地不仁"走向"圣人之仁".天则无心,人能弘道,人相助于天而成天之功(仁),将自己的理性投射到了天道之上.人"未尝有意以为仁义",又"名其行"而成仁义."虚者,仁之原",合内外而成其仁.仁道至大,仁的实现离不开其他德目的扶助,仁智合一存乎圣."于仁体上求得一个真实"与"尽有下工夫处"可以统一.注重一定条件下仁心不忍而发的可能表达及其社会效果,是他强调"仁术"的重要缘由.包括倡导复井田和肉刑在内,期待君王通过推恩模式将仁爱关怀"扩之天下,施之无穷",在事实层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圣人之仁".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世界很宽,总有你走的路

正古人早就说过:"向宽处行。"中国的语言,有其模糊性。怎么理解这个"宽处",其实见仁见智,不可强求一律。按照我的理想,这里的"宽处",应该是指大路。大路宽敞,不要走羊肠小道。按照孟子的观点:"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那"宽处",应该是指仁义之途。人依照仁义之途而行,就处处走     

阮元的心性论及其对汉、宋学的调和

阮元乃乾嘉汉学的殿军,为其汉学之名所累,学界对他的心性之学历来关注不够。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为宗旨,建构出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主张"血气心知即性";在"心"论上,反对以往儒学对"心"的道德性、虚灵性的诠释,而以实体化的形式论述"心",特别是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玄虚高妙诠释的倾向,提倡"仁"的实践意义;在心性工夫上,提倡"居敬",反对"静坐",主张以礼节欲。阮元反对宋学"理在解语内"的诠释方式,主张"理在经文内"的解经方法,调和汉、宋,将心性之学建立在训诂之上,纠正是时宋学、汉学各执一端的弊病,吹响了清代中后期学术转向"汉宋兼采"学风的前奏。     

“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大仁不“仁”——《老子》对人为之“仁”的反思

经道家后学的更革,《老子》第十九章的文本呈现出弃绝仁义的极端倾向。通过比照郭店楚简原文,不难发现,《老子》对仁的思考远高于机械地排斥与抨击。立足于自然与人为的区分,《老子》以更深远的自然之仁来反观人为之仁的局限性,即自恃己智,怀德忘本之患。这并非是对原儒处"仁"概念的消解,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与补充。深入探究《老子》之仁,是重新定位儒道关系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