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反映——越南嗣德时期的禁教政策

中越两大民族,自始至终在同一文化系统内生活。故在文化史上,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本支与分支,其精神传统同出一源。毫无疑问,作为越南政治权力建构的正统思想——封建儒家思想,也深受中国影响。越南阮朝建立后,内有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此时,阮朝统治者除继续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外,还大力加强对越南人民的思想控制,表彰和提倡儒学,企图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在越南阮朝的初期和中期,儒学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嗣德帝是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崇尚以儒学经理治国,鄙视基督教,视之为…     

两宋时期“以儒摄佛”的思想暗流与传统儒学的新生

儒学发展到隋唐时期,受到了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强烈冲击,尤其是李唐统治者的重佛崇道政策,更加剧了儒学的衰微。两宋时期,这一态势亦没有减弱迹象。如何复兴儒学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把意识形态的发展走向推到了十字路口。一、三教合流与两宋禅风的弥漫先秦儒学经过两汉经学的发展阶段,原有的理论特质受到销蚀,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新道家———玄学的洗涤,开始呈现衰微之态。到隋唐时期,这一趋势仍未得到遏制,这便引起了儒家思想卫道者的警觉。改造传统儒学、重新焕发儒学之精神,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鉴于传统儒学思辨…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与儒家治国战略的融通

兵家与儒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其立论的目的都是治国安邦，这使得他们对治国战略的论述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盂、荀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兵家和儒家治国战略的共通性为后代整合兵儒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就充分体现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孔孟在治道观上并不完全相同 ,而是同中有异。孟子在继承孔子正己以正人的德政原则的基础上 ,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性善论 ,而且以实行有利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政策措施———仁政为治国的第一要务 ,将治道的重心从孔子的“正己”转移到“安人” ,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儒家治道的民本主义精神。深入探讨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之异同 ,对全面正确地把握儒家治道必将有所裨益。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衰颓的底谷,至唐又逐渐发展宏大起来,唐太宗对宏扬儒学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尊儒崇经,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他推行的则是“王道”政治。然而,史学界不少论者却将唐太宗作为法家人物看待或者过分强调了他对于道、佛的推崇,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的尊儒崇经及其儒家政治观作一剖析。     

儒学民族凝聚力思想研究

春秋战国,诸侯“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当此之时,孔子、孟子却以其德治、仁政之说游说诸侯,被认为迂阔而不切时务。然而,汉中叶以后,无论是大一统的国家格局,还是南北分治、地方割据、群雄混战之时,儒学却基本上处于独尊地位,仁政学说倍受推崇。“迂阔”之说何以竟如此幸运？原因固然很多,笔者以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儒家仁政学说中包含的民族凝聚力的思想理论,适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多依托于统一国家的形式,故民族凝聚力又多表现为统…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论先秦儒家自然生态观对德性论的构建

儒家的天人合一不仅仅是道德之天与人德的合一,还是自然生态与人德的化育合一。自然生态对先秦儒家建构德性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遵从自然生态规律建构人的自律德性、节约保护生态资源建构仁政治国理性、比德玉石山水自然景物建构仁义礼智四端和沐浴自然景致建构人的浩然之气。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儒家义利观是在总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政治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利民思想一致,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肆意诛求。儒家的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对上讲义,是要限制统治者私利,而得长治久安之大利;对下讲利,是要使人民得一定实惠,安居乐业,从而维护尊尊亲亲之大义。儒家义利观是儒家政治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它虽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     

古代朝鲜和日本朱子学特色比较

朝鲜、韩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在古代是同一个“东亚儒学文化圈”,是中国内核文化辐射的外缘文化区。但是 ,儒学在与古代的朝鲜、日本民族结合时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差异 ,深深影响了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本文即对古代李氏朝鲜 (以下只称“朝鲜”)和日本德川时期 (以下只称“日本”)朱子学的特色作一比较。一、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儒学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 ,它更多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一方面表现在儒家本身的制度化上 ,即通过经学、科举制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与权力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体现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     

论谭峭《化书》的治国思想

谭峭《化书》以“化”为核心,认同循环演化的社会历史观,提出了“均食而俭”的道教治国思想,提倡以“俭”治国,认为儒家“五常”并非治世良药,需要以道教治国思想为基础,因此强调统治者应当从自身做起,减少个人私欲,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和乐、天下太平。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从“调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儒家"均平"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均平"思想的主流,"调均"是其主调。先秦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有"均平"的思想,而儒家最为系统、深刻。董仲舒的"调均"思想使得"均平"思想儒学化,是儒家"均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更化、调均、善治,推行并体现仁政德治,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逻辑和归宿。"调均"思想体现了儒家的公平观,对于防止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践行中道、实现和谐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调均"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