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艺术变形

云冈佛教石窟艺术,做为一种强化感性的宗教文化,绝不单单是对未来“粉本”和佛图仪轨的封闭摹仿。其艺术手法和美学品格是一个开放体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态,除了象征和夸张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美学品格——变形。     

大同云冈石窟文化简论

在山西佛教文化圈中,最为引人注目者,恐怕莫过于五台山佛教建筑群和大同云冈石窟造像。这一对佛教艺术姐妹,不仅都诞生在山西北部,而且其建造年代都肇始于北魏王朝,二者共同构建了山西古老的人文景观。本文仅就云冈石窟文化作一简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云冈石窟位于“塞上名城”山西省大同市的西郊武州山(又作武州塞)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佛龛1100多个,大小造像51000余     

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研究

云冈石窟造像是在汉代造像基础上吸收印度艺术各流派而产生的新艺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了解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艺术,必须溯其渊源,了解古代印度、犍陀罗、秣菟罗、摩揭陀等佛教艺术。从佛教艺术入手,研究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北魏都城平城的研究,还可以了解皇权对云冈石窟雕刻的影响。云冈石窟中大量的佛教造像和精美绝伦的雕刻,正是体现了佛教艺术对石窟创作的影响,其中庄严宏伟的佛教造像、技艺精湛的石刻及其所传达的佛教故事,都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品。     

云冈石窟佛像服饰样式及成因

通过实地考察云冈石窟佛像的服饰,发现主要有印度风格、希腊风格、中国风格三种基本类型,具体表现为印度风格斜披络腋式、袒右肩式、偏袒右肩式;希腊风格通肩式;中国风格褒衣博带式。追溯了云冈石窟雕凿前印度佛像服饰的类别和形成原因,并分析了云冈石窟雕凿的时代背景,认为褒衣博带的佛像服饰不仅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也是拓跋鲜卑文化自信的表现。     

云冈石窟佛像服饰样式及成因CSSCISSCI

通过实地考察云冈石窟佛像的服饰,发现主要有印度风格、希腊风格、中国风格三种基本类型,具体表现为印度风格斜披络腋式、袒右肩式、偏袒右肩式;希腊风格通肩式;中国风格褒衣博带式。追溯了云冈石窟雕凿前印度佛像服饰的类别和形成原因,并分析了云冈石窟雕凿的时代背景,认为褒衣博带的佛像服饰不仅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也是拓跋鲜卑文化自信的表现。     

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风格的中国化演变

正从早期昙曜五窟的印度服饰为主,到中晚期的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带式服饰,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的演变,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当时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一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从北魏文成帝(440-456)复兴佛教开始,到北魏正光年间(520-525)止,开凿时间历经近70年之久。云冈石窟艺术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饰精美,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真容巨壮 世法所稀──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省大同市区西16公里武州山南麓，因山北石崖高处称“云冈”而得名。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有主要洞窟53个，各种怫龛1100多个，大小造像5．1万余尊，占地面积40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亦是世界闻库。据有关文献记载，今存和平年间（公元46O～465年）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而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北魏王朝倾举国之力在武州山崖上刻写的这一宏篇巨制以磅礴的气势、细腻的笔法、广博的内涵、华美的文采向后人陈述着此地彼时曾经有过的辉煌。豆古不变的顽…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 在犍陀罗风格中融入中国元素

正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处在不同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历史十字路口,造像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时代的到来。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最早被开凿的石窟,主尊都是十五米上下的雄浑巨像,在云冈石窟中最为雄伟。因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故而也常称其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     

云冈石窟北魏造像题记的文化表达和历史记忆

北魏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体现的是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儒释道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北魏与周边国家等文化互相交融渗透,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宗教与世俗心理,也是对北魏社会、历史文化的真实折射。云冈造像题记留下的开窟造像、平城洛阳交通等线索,成为今人研究北魏的重要文物史料,弥补了正史之不足。     

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以云冈石窟为例

正"文化融合"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生动展现了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古印度、中亚等不同文明的艺术元素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北魏太严五年(439),北魏灭北凉,迁3万多北凉国人到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于是"沙门佛事俱东"。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后来担任北魏最高的僧官——"沙门统",并于北魏和平元年至     

浅析北魏时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像风格的比较

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的开凿都始与北魏时期,它们是中国四大石窟里的两个著名石窟,云冈石窟以壮观的石刻闻名,“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窟”使它的地位得天独厚。     

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邑义造像记的佛教信仰及其中国化

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龛系中国早期邑义造像。以造像记为对象,结合考古学和佛教美术等领域研究成果,分析了疑伪经《提谓波利经》和《净度三昧经》对平城邑义结成及信仰的影响。题记表明民众是在本土信仰、传统观念的框架下接受佛教文化,内容呈多元化倾向,并存在主观的筛选与组合,这种选择与所表现的心理追求在实践层面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昙曜译经与早期云冈石窟建造 以《杂宝藏经》为例

正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北魏沙门统昙曜不仅将西来文化融于石窟之中,更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将其所倡导的佛经教义表现于石窟之中。由此可见,昙曜译经与石窟营造相得益彰,分别是北魏佛教文字与实物的记录。北魏和平元年(460),高僧昙曜秉承圣命,于距平城16公里处的武州山开凿石窟,石窟依山雕凿,现存大小窟龛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作为皇家石窟的主持者,昙曜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造像风格以及石窟的开凿理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