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与儒道的互补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外来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融而为一的?其融合的基点是什么?根本契机何在?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国化的过程而在中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与儒、道一同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需要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思辨性等特点之外,与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也密切相关。     

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老子》、《庄子》等道家(教)文化典籍中“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其社会功能也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佛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地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学说又反过来影响中国传统思想,并与传统思想相结合,进一步衍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佛学。然而,由于佛教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既长,传布的范围又广,加之典籍浩繁、宗门林立,     

佛教与儒家在女性观上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佛教传人中国能得以流传,并融入华夏传统文化,而最终跻身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行列,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交流和融会过程.其女性观也必然深受中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时代变迁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女性观经历了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过程.     

伽蓝七堂制之谜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与中华文化融会贯通,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也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诞生了“塔”、“石窟”等许多新的建筑样式。同样,中国文化也对原本来自印度的佛教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千百年的相互影响中,形成并创造出独具魅力的佛教建筑文化。     

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自汉平帝永平年间佛教东传中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之间便开始了数千年的相互激荡与相互融摄,儒佛交涉从此开始.历经了汉唐的磨砺鼓荡,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日益精密.     

论僧肇“物不迁”概念的“缘起性空”含义

<正>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创新着自己的形式与内容。佛教深知,如果它失去了创造之主体性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中土扎下根来,更不可能延续到现代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里,佛教是     

中国佛教传统之反省

佛教在输入中土的漫长历程中,以其智慧甘泉源源不绝地滋润中华大地,逐渐渗透中国文化的深层,在化中国的同时将自身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独具的传统。传统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具有不易随时代变迁而改换丧失的惰性,成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不仅决定着当今、未来中国佛...     

格义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探讨

<正>格义佛教是魏晋佛教中国化过渡时期的重要阐释学方法论。印度佛教为了扎根中土,必须迎合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依附传播,便逐渐与儒家名教妥协。竺法雅的格义是把佛教玄学化,如引用老庄、易经的概念进行比较,拟配外书,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佛教名相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其中容纳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思辨方法。     

“一带一路”视域下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正>佛教音乐是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丝路僧人将佛教音乐传入中国，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音乐。另一方面，中国佛教音乐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平台。传承发展好佛教音乐，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     

论佛道义理之差异与相互融摄

汉末及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纷乱、民族斗争激烈、国土分裂,儒家名教纲常之学的独尊地位已呈现衰颓之势。佛教传入中国,初则依附黄老之词而立足中土,继则积极融摄道家之学及玄学,而逐渐形成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中国佛教;道教承方仙道及黄老之学发动,继而融摄道家、阴阳五行家及谶纬之学而成为具有中国传统宗法宗教观念及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的教团组织也已相当庞大,宗教影响也已十分广泛,中国社会,出现三教鼎立的局势。佛教、道教在经籍义理体系、教团声势、社会影响均有很大扩展的情势下,各为进～步扩展声势…     

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任继愈佛教自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交流融会过程,形成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有佛教外来文化因素,又有中国文化特色,它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不是“佛教在中国”。它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了三...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运用判教的方式圆融了佛教经典的各种教理,形成了天台、华严两大教理思想体系。中国佛教认为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中国佛教用“格义”、“比附”、“会通”的办法,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积极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     

从佛教的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的向世界传播,来讨论宗教的普世性与地方化,对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即以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为视点,重点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从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相碰撞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中来回顾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2)探讨中国化的佛教如何既坚持佛教的基本信仰与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表现出了中国的特色,从而获得了在中土的成功传播与发展。(3)探讨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问题,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处理好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禅学与道教

中国佛教禅学（包括禅定之学与禅宗之学）长期浸润中土传统文化，与道教仙学关系尤深，本文将禅学与道教的互动关系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论析了三大阶段中二者的交涉关系     

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著作中,对佛教史观有一系统明了的阐发:佛教的创立、传播及发展与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质之传统,鉴于现实,“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贯穿于赵朴初先生佛教史观的主题则是人,是思想文化。     

略论佛教忏悔在中土的传播与影响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从根本而言,是外来异质文化对汉地文化的一次重要输入,经过与汉地本土文化的交汇互融,佛教逐步华化,并渐次扩展它的影响。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最终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形态,佛教对中国文化浸润深入到文化的观念价值层面。佛教忏悔在...     

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的开题与思考

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国佛教文化,与儒道并称为中华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干。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离不开对中国佛教文化之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而且,中国佛教文化又是一种宗教文化。我们当然不会把"印度"的佛教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长期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黄檗宗隐元禅师诞辰四百周年书画展

禅宗为日本佛教一大支柱,禅文化为日本文化构成要素,一如中国之佛教和文化然。盖日本禅宗由中国传去,先临济,次曹洞,后黄檗,鼎足而三焉。隐元隆琦(1592—1673),明末临济宗高僧,曾主中国福建黄檗山万福寺十有七载,道风远播,遐迩归心。清顺治十一年(1654),受请东渡弘法,于日本京都开创黄檗山万福寺,殷勤办道,尽其形寿,使“黄檗蔚为日本佛教之一大宗”。隐元之后,万福寺之法席,经木庵、悲琳、独湛等历十三世,又第十五、十七世,均为中土高僧。“新”“古”黄檗,互注交流,一脉相承;“中”“日”文化,踵规继步,后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