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心即理”说的本体论诠释

“心即理”是象山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其所以异于朱熹的关键所在,对它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关于象山哲学的整体把握。本文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心即理”是一个关于本体的实在论命题,同时也是象山全部哲学的逻辑基点。它不仅阐明了宇宙万物与人的存在本质的同一不二,而且阐明了这种不二之原即在于心体的本身实存。无限阔大的宇宙万物的一体化是以人的主体精神为运行轴心的,因此人的存在遂在哲学上被提升到一种至高无尚的精神境域。     

谈“空”说“有”话佛理北大核心

大家好!很高兴来此作这场佛教学术交流活动。今天和诸位交流佛法研究心得的题目是《谈＂空＂说＂有＂话佛理》。因为在座诸位都有一定的佛学基础,所以就讲讲佛教义理的核心的问题,即＂空＂＂有＂及其关系,以及如何指导修行实践的问题。一、＂空＂＂有＂问题是佛教义理的核心1.＂空＂＂有＂理念的涵义佛教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在现象在,因缘散现象灭,因缘不是永恒不变的,     

《周易·说卦传》中的“理”“性”“命”

有关《周易·说卦传》首二章的说解,从汉代以来即聚讼纷纭,本文的目的,是想就其中关键性的“理”、“性”、“命”等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说卦传》首章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蓄,参天两地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魏晋玄学中的“理”

“理”这一语词被思想话语所重视是发生于魏晋时期的事件,但当时仅作为一种“虚位”的语言形式,而非内涵明确的“定名”。《人物志》单辟《才理》篇构建起才质与“理”的对待关系,在统称四种差异之理时将“理”提升为一个与“道”内在相关的语词。这种倾向在王弼那里更为明显：“理”与“道”相类,指向了无形无名的统一者,同时“理”也被用来指称有畛有名者的“自己而然”,这一语词刻画了“道”“物”一体关系的两个维度。郭象将性分的根源、主客冥合的自然状态归结为“至理”。“至理”指称了一种无法被彻底消融掉的根据性,这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自生独化”这一郭象哲学的究竟结论进行反思。以“知之所不知”的无限客体作为有限者“不得有穷”的背景,郭象揭示出有限者自生独化充分实现的“自得”,应是其哲学的最终指向。     

陆世仪的“理先于气”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在经历了元明以来的"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理学思想家大都走向了理气一元论。这显然已经偏离了朱子原有的理论形态。陆世仪站在申明朱子之说的立场,坚定地维护朱子理气二元存在论之架构以及理先于气说。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复兴朱子学这一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体认心得。其理先于气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诸儒异说之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     

朱子之理的“活动”问题——兼论朱子格物说

朱子之性理被牟宗三判为"即存有不活动",虽然历代学者之研究有支持此论点者,但此说既在义理上不能自圆其说,亦在文献上缺乏可靠的证据。朱子之性理实为"即存有即活动",不过此"活动"义是性理先天地给予气心以是非的指示,而非具有先天的动力推进义。气心需要在事事物物与纷纷扰扰的念头中通过工夫实践来贞定住"未尝息"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实践上做好后天的动力推进。所以朱子之格物工夫,并非传统所论的"心外求理",而是将通过气心降衷之性理的是非之知落实到事事物物之中,在事事物物中辨别是非对错分殊之理,并由之开物成务。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陈炎５０年代,李泽厚对康德哲学进行有选择的批判,在批判其先验论的同时,吸收了康德关于人类主体能力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思想。他运用实践论的观点,将人类主体自身能力的界限和范围放在社会实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为人的先验能力找到了经验的基础,从而建立了以＂文化一心理结构＂说为内容的＂积淀说＂。＂积淀说＂对克服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倾向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个体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解释不够,而对于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实践来更新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问题,＂积淀说＂更无力解决。在美学界,高尔泰已露出过＂突破说＂的思想,并与李泽厚发生争论。刘晓波则用＂心理板结层＂的概念,更明确地提出了＂突破说＂。在他看来,以往的社会实践不仅以对象化的形式构成了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以积淀的方式规范着内在的精神世界,即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已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作为先验的规范凝固起来,结成一种僵死的＂心理板结层＂来限制和压抑着主体的创造力。个体的人在＂选择＂中的自由性和非理性因素,正是打破＂心理板结层＂以实现＂突破＂的有力武器。这种观点认为,美是对现实人生境界的＂超越＂。     

现代汉字的“四定”

现代汉字是记录现代汉语普通话所用的汉字,它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它。汉字作为辅助汉语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必须有统一的明确的规范,而使用它的人必须严格遵守这种规范。只有这样,书面交际才能顺利进行。反之,如果规范不明确,或者虽有明确的规范但使用的人不能遵守,那么书面交际就会受到阻碍,社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神”与“理”：王夫之“神理”论中的画学思想

"神"与"理"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传统范畴,也是王夫之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夫之将两者结合提出"神理"论,认为创作和审美要以"神理相取","神理凑合"时就会自然怡得,创作应该"穷物理""尽思理"且超于象外。这与古代画学思想具有共通性与共识性紧密相连。     

“河图洛书”与汉字起源

“河图洛书”与汉字起源李立新《周易》为五经之首、三玄之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典籍。它“致广大而尽精微”,包罗万象,涵括万事万理,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周易》正是从“河图洛书”传承、演化而来的。《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     

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不倒翁”但以理

但以理,他原是犹大王室贵族,年轻时国家沦亡,被俘虏到巴比伦,被巴比伦王选中,在王宫里学习各样的知识,三年期满后被巴比伦王看中,留在身边,之后成为巴比伦宰相。     

说“疫”

正2020年的春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成为一个史无前例、最没有节日喜庆气氛的春节。除了奋战在疫区的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保障疫区物资供应的物流、快递工作者等,全体中国人都不得不居家隔离,以避免病毒的扩散传播。     

说“出台”

“出台”的意思与“出场”近似,在现代汉语中本不是运用广泛的词语,连《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收录它。可近来“出台”一词出现的频率却比较高,而是用法也较先前灵活得多了。兹列举几例: 例1、有时干等半天也     

说“雪泥鸿爪”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说“酷”

与前几年颇为走红的“火”和“爽”不同,近年来流行的新词汇“酷”,更具有其卓然不群的独特魅力。 “酷”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词,是一种表达个性化情绪的发音符号,是比原文“COOL”更冷更硬更刁钻更火辣的一种感受。 “酷”是有个性的外溢。是一种感觉,是冷峻     

说“家”

家有三层基本含义:居处(house)、人之聚居之处(home)、生活生产共同体(fami-ly)。其生成过程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文精神觉醒的两次飞跃:由混沌未分的自然世界到人意识到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分别;由孤立的人类世界到人们意识到自身、内部共同体与外在世界的分别。通过对“国家”和“诸子百家”等词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家的语用意义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第三次飞跃:在分别之中追求同一性;在同一性之中追求个体的价值实现;追求自我与世界融合的境界。这种融合不是对人类原初混沌状态的回归,而是在明确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别与整体之分别的前提下,认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传统人文精神的每一次飞跃都不是对旧义的否定,而是扬弃,对思考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路向也有启发意义。     

说“除非”

‘除非’的用法有些特珠,就是说,它所引出的表结果的分句竟是互相矛盾的,但整个复句的意思却又是一样的。比如: 除非有病,他才请假。除非有病,他不请假。因此,有人认为这是‘除非’用法的混乱,应该予以规范。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那又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不是‘除非’用法的混乱,而是它词义变化的结果。‘除非’是一个双否式合成词,即‘非’(不是)前面再用一个‘除’(除了)加以限制。由于这样否定再否定,便成了表肯定(‘只有’) 的意义。它的基本句式是:     

说“雪泥鸿爪”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中,苏轼用了雪泥鸿爪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后来雪泥鸿爪演化成了一个成语,至今还被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意思是比喻往事遗留的痕迹。而后人往往用此比喻人生无常,如梦如寄。其实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悲观,而是想表达鸿鹄展翅高飞,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之意。雪泥鸿爪的确反映了苏轼初入仕途时     

说“瓯”

先秦秦汉＂瓯＂之载记,实际反映出瓯人族群发展、分布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特征。商周时期,越共同体之部族、方国已经成为商周政权较为松散的朝贡体系的一环。其方位在今浙南、闽北在内的东南临海区域,古为＂越＂之族系,百越之一。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瓯越文化遗址群在浙南之温州、台州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并且至迟在商周时期,浙南的温州、台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毋庸置疑的文明社会形态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