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朱熹鬼神论的理论张力——以《中庸》“体物而不可遗”的诠释为例

本文以《中庸》鬼神章"体物而不可遗"为线索,探讨朱熹对此句的解释中存在的两重可能性。首先,"鬼神"为物之"体",此"体"为经验意义之先在与构成之意,然而朱熹还以《中庸》之"诚"论"体物而不可遗",如此则"体"变成"体用论"之"体",这可能是受到了张载"天体物而不遗"的影响。但最终,只要我们区分"鬼神"与"鬼神之德",以前者为形而下,后者为形而上,那么上述两种"体"都能得到很好的对应而不存在问题。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中庸”的分析

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成事之德,同时又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是成仁之德。就其追求"恰当"而言,"中庸"体现的是理性原则,是结合了智与仁的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原则的中庸,一方面表现为对欲望、激情和偏私的控制,即"克己";另一方面表现为随时间而定的能力,即在具体条件下对度的掌握和该不该的道德抉择,也即"权"。但此实践理性不是人天生具备的,而是通过"极高明"("致知")获得的。然而任何时代的"极高明"皆有其局限甚或偏荡,"道中庸"遂亦有其流弊。欲解决儒家"道中庸"的流弊,须反省儒家"极高明"的局限。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三者都讨论了性、命问题,都把"性"看作为来自天命的,就这方面说,它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但由于它们对"性"各有不同的解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性自命出》以情释性,提出了"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思想。《中庸》则受其影响,也以情释性,以喜怒哀乐的情之未发,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态为性。而《孟子》与《性自命出》、《中庸》不同,主张以社会道德观念(道德心)释性,提出了天赋道德观念的人性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来自于《五行篇》。《性自命出》、告子的以生理心理情感欲望释性,最后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人性恶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在人性论上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从中、庸到《中庸》

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试论罗汝芳对《论语》的易学解读

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罗汝芳在《论语》诠释过程中,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论语》经文的重新释读,他以《易》之"生生"释"仁",以《易》之"生生之理"释"学而时习之",以《易》之"复""生"释"克己复礼",将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和以孔子言行为载体的《论语》贯通起来,这在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大学章句》中的"出发点丧失"问题

先秦儒学史上,《中庸》对"过之"问题的强调,以及对由此引出的"真知"问题的处理,从根本上确立了心性论在儒学中的地位.宋明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几经遴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平起平坐的圣人之书.朱熹于"四书"之中最重《大学》.《大学章句》既是对《大学》的注释,同时也是在系统阐述朱子本人所服膺的修身之道.然而,《大学章句》在借用《中庸》、《孟子》的"性"概念时,几乎完全忽略了与之相应的"过之"与"真知"问题.顺此继续追踪,我们发现,《大学章句》虽设定了"仁义礼智之性",但实际上并未将其作为修身的出发点.在对"过之"与"真知"问题缺乏深刻体会的情况下,《大学章句》试图以"格物致知"作为获取真知的途径.然而,"格物致知"所蕴含的怀疑精神,最终却使实践者陷入了"不知该如何格致"的"出发点丧失"困境.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道不远人”

正《中庸》里有这么一句话:"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对这一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出如此解释:"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孔子指出,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其实     

半亩方塘——李海旺先生的“荷”意人生

半亩方塘是南溪书院的一处池塘,朱熹在《观书有感》中,用一"鉴"字体现出方塘所具有的深刻寓意和哲学内涵,"知者不惑",处繁华世界能抵御种种诱惑与干扰,心如明镜方能把握人生方向。李海旺先生择荷花一物构思创作,既源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也因为荷塘乃"源头活水"之地,见之必有所感,心中所念,必将绘之。     

儒家“慎独”思想的延拓及其精神关怀——兼论孔子的历史观

"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     

“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北宋"僧传"的体制、功能、风格皆不同于往昔。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取法史传,革新僧传体制;释智圆《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思想阐释天台"中观"之义,开创释家自传的新体式;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淡化宣教功能,追求儒、释兼容的文化取向。"援儒入释"是北宋僧传文体自新的契机。面对儒学的日渐强势,北宋僧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儒家文化,改变僧传叙而不论的格局,丰富僧传的文体内涵。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是佛教著述领域的变革,也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试论朝鲜赵斗淳对司马光易学的接受及其途径

朝鲜时期士人赵斗淳认为北宋司马光于人君三德"仁明武"中尤重"武",这与北宋以降士人以《中庸》"知仁勇"之说解读"仁明武"的观念颇为异致。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引《易》论"刚",与司马光《易说》的重武倾向相呼应,对赵斗淳颇有影响;除此之外,赵斗淳还吸收了朝鲜儒学界对朱熹"刚果"说的继承和发展。通过上述途径,赵斗淳间接地接受并强化了司马光《易说》的尚武倾向,形成了宋臣"惓惓于武"的说法。     

《大学》《中庸》不同论

一般认为,《大学》《中庸》出于宋儒所说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谱系,但从思想内容来看,二者有诸多不同。如《大学》言心而不及性,《中庸》则言性而不及心,由此造成了修养方式上的不同:《大学》重在"正心",《中庸》重在"尽性"。此外,二者虽然都讲"慎独",但其内涵也不相同:《大学》的"慎独"与"心"有关,并包含内心"诚意"和外在"独处"两个方面;而《中庸》的"慎独"仅包含内在之"性"一个方面。最后,二者的最终目标大为不同:《大学》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庸》则要达至"与天地参"的理想目标,面对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因此,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过程,《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

三家经典旧注在解读《中庸》首章时,一脉相承地沿袭了据"教义名言"规定"天命之性(性体)"的思维定式,且相应地喜援引《大学》"小人"论以解释《中庸》"慎其独",致使以现成教义为准绳的"外在监督"意识取代了活泼机动的"性之发见—率性"意识。旧注往往还先入为主地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为"性体",并本着为儒家日用伦常奠定"本体论"根基的动机先规定"中(体)"再推论"和(用)",但这种"本体论—体用论"论述策略实际上却是无效的"循环论证"。旧注所犯"本体论误区"的症结在于颠倒了《中庸》首章固有的"性→道→教"秩序,走出误区的出路则在于:重新强调"性之发见—率性"意识的出发点地位,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重解为"当事人体察性之发见的主观条件",也即从既有"观念—情感"倾向中超拔出来的"中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