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重读《中庸》——关于性情道诚和中节诸问题的若干思考

郭店战国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早期著作的发现,使我们获得了对于早期儒家思想发展情况的新认识。将《性自命出》的思想内容与《中庸》这部儒家的形上学著作进行沟通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性情思想方面的论题,这主要表现在性、情、道、诚、和、中节等问题上的思考上。这些伦理思想与哲学思考构成了早期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

《管子》哲学意义上的道分为天道自然之道、客观真理之道、万物本源之道三个层面。《管子》天道观体现出春秋时期过渡的特征,既有对天道、上帝的崇拜与祭祀,又有对在逐步构建自然天道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管子·经言》组较早的把生命现象与"道"联系起来,奠定了万物本源之"道"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中国生命哲学的真正源头。《道德经》成书当晚于《管子·经言》组,《道德经》万物本源的"道"论是对《管子·经言》组中被赋予生命意义的"自然天道"之提升。《管子》哲学意义的三种"道"论指向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特征,表现为虚静、广博、周密的特征。物质性的水、精气作为万物本源,代表着从本源论上逐步建构起春秋古典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架构。《管子》"水本源论"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其成文当在《管子》四篇之前。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中道思想

<正>《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正和谐思想,中正之道是经、训为穆斯林指引的成功之道。《古兰经》中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2︰143)《古兰经》中将穆斯林民族称为"中正的民族",将"中正"理念作为穆斯林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中正之道不仅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和平之道、和谐之道,同时也是穆斯林应当恪守不渝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贯穿于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实践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从中、庸到《中庸》

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中庸》诠释解析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苏轼的诠释则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之处为从本体论的高度来诠解《中庸》。他认为舜、禹、皋陶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就是认识、体察"道"之大全,而此"道"是宇宙之本原、本体。若能体道,就能"道济天下"。由此,苏轼既论证了达到"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论证了"内圣"与"外王"的合一。当然,因苏轼理论自身的不足,其《中庸》诠释被理学家所超越是必然的。     

《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

《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

《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论《管子》的工商业思想

论《管子》的工商业思想宋玉顺《管子》工商业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管仲工商业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子》工商业思想,既体现开放发展,又注重务实管理．是当时较为全面的经济思想。今天深入探讨之,有...     

“侈靡”与社会进步——章太炎《管子》研究新视野

章太炎的《管子》研究贯其一生,特点鲜明。从注释《管子》到挖掘《管子》的时代价值,上承乾嘉汉学、下启近代《管子》研究,开启了《管子》研究的新时代。《管子·侈靡》因其发展经济的观点新颖,正契合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向重视工商业发展转变的时代潮流,而受到章太炎的热烈赞颂。章太炎指出,《管子》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视商业贸易发展的理论,并首次提出以侈靡拉动工业和商业发展之论点。《管子》的消费观与社会进化论不谋而合,是国家发展的有益滋养和宝藏,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应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总之,章太炎阐发《管子·侈靡》之新义,是他会通中西、汲取中外思想资源,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必然选择。     

《管子》"时"观初探

"时"观念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线索。在一定层面上讲,"时"观念的延展及其实践承载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绵延。"时"在《管子》中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概念,贯通全文,它传承"时"的原发观念和本质特性,融入气、阴阳、五行思想,与道、德、法相通融,"时"作为论理基准,在"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意义。     

《保训》的“中”与“中庸”

本文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中"进行了研究。《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三者都讨论了性、命问题,都把"性"看作为来自天命的,就这方面说,它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但由于它们对"性"各有不同的解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性自命出》以情释性,提出了"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思想。《中庸》则受其影响,也以情释性,以喜怒哀乐的情之未发,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态为性。而《孟子》与《性自命出》、《中庸》不同,主张以社会道德观念(道德心)释性,提出了天赋道德观念的人性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来自于《五行篇》。《性自命出》、告子的以生理心理情感欲望释性,最后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人性恶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在人性论上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从无极到诚——略论周敦颐本体思想的演变

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贡献突出表现在理学本体论的建构上。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以"无极"为本体,体现出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后来经过反思,在《通书》中抛弃了"无极"本体而建构了"诚"本体。从"无极"到"诚"的本体之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周敦颐思想走向成熟和对《周易》、《中庸》进行诠释的过程。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真心与皇极——北宋契嵩禅师三教论视域中的《洪范》学及其意义

在唐末宋初道统论和辟佛论兴起之际,兼治三教的契嵩通过阐发《洪范》皇极论与《中庸》未发已发说,提出"《洪范》与《中庸》相为表里"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三教皆是皇极大中之道的体现,以皇极统摄三教;另一方面又以理事体用之分判教,认为佛高于儒,是皇极大中之道的最圆满表现。这一说法有着政治与理论上的双重意义,既为宋仁宗时期佛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也对宋代理学的理论创发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