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心是谓中》首章心论的内涵与性质

清华简《心是谓中》提供了先秦心论与命论的新材料,其中首章对心之地位、功能的阐论与传世文献多有牵连。该篇所讨论的心并非伦理心性,与思孟学派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五行·经》崇尚圣智以及心具有主导性的观念可能为《心是谓中》提供了直接启发。该篇的心论与《管子》诸书也有相似之处,然不甚合黄老的思想倾向。从心论和命论两方面看,该篇与《荀子》的思想可为同调,当为后来的《荀子》提供了思想资源。《心是谓中》总体而言更接近儒家的旨趣,具体来说处于《五行·经》与《荀子》之间,且与稷下之学多有交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战国中晚期思想交融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发覆--兼论其所反映的儒家命论

清华简《心是谓中》"断命在天"章对天命、鬼神干预人事的认可,与战国楚地盛行的"信鬼好祠"之风具有密切关联。基于对这种风气积弊日深的深刻认识,简文作者采取了一种权宜之策,即通过吸取并改造儒家的命论,一方面承认"天""鬼"对人的客观限制,另一方面又凸显"心""身"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保家""没身"等活动中要注重个体内在的道德自律,尽力发挥自身的主观努力。     

荀子两心论辨正

在荀子那里,很容易分别出“好利心”“辨知心”“知道心”这“三心”。人们一般把好利心“下讲”,当作需要对治的动物性而归并入辨知心,由此引发荀子之心究竟是辨知心还是道德的心的争论。但如果着眼于“称情而立文”的过程,把辨知心隐没入好利心,突出好利心与知道心这“两心”,强调从好利心这一基础“上讲”出知道心,仍然是可能的。首先,“身尽其故则美”,荀子的心是两头通的,既是“天官”也是“天君”,天官、天君都是人的情实,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论基础。其次,“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由天官“自下而上”地贞定天君,从人心生长出道心,荀子谓之曰“危微之几”,它逼显出“心的生成史”:知道心不过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因好利心而兼权孰计,渐渐积伪浸润并最终凝聚内化了的一种“文化存在”(君子圣王)而已。最后,“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在“时间”的开启(“学为圣人”)和闭合(“眸而见之”)中,荀子让个体性的化性起伪(个人人格的完善)与政治性的圣王教化(整个社会的太平有序)共同到时了。荀子论证并推进了孔子“先富后教”“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值得充分肯定。     

荀子对思孟“五行”说批判的再认识

荀子激烈批评思孟"五行"说的原因学界有过多种看法,而其深层、根本的原因却在于在荀子和思孟之间存在思维和哲学基础的根本差异,荀子所持有的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而思孟"五行"说坚持的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前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因为在孟子所因循的子思代表的春秋文化和荀子所站立的战国后期文化之间,知识范型与符号体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可以从"五行"说产生和流变的几个阶段中清楚地看到。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     

郭店楚简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以心性论为视角

郭店楚简强调性与心的差别,认为性是天赋予人的自然情感,而心则是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指导情感的"志"。《荀子》同样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的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性"中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郭店楚简和《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荀子思想三论

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竭虑殚思的一个中心问题。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目睹“亡国乱君相属”的状况,深感治国之道的重要。他长期游学于“稷下学宫”,融汇综合儒、墨、道、法、阴阳诸家思想,形成了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治国学说。《荀子》一书就是代表了当时认识高度的一部治国的百科全书。凡治国中的重要问题,如天、地、君、臣、兵、民、修身、治学等或今人所谓之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思想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论《明夷待访录》对方孝孺政治伦理的继承与突破

方孝孺由"为民立君"的政治起源学说推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围绕君职论阐发了"为天养民""君臣共治"和"立法利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明夷待访录》沿袭了方孝孺政治伦理学中这些充满批判君主专制色彩的主张,在继承其民本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公私之辨"为线索,以君职、臣道和制度建构为重点,重新构筑了民本论政治哲学范式,其...     

“君民同构”:孔子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上博简和郭店简《缁衣》篇的启示

<正>上博简《缁衣》篇有一段孔子讲君民关系的言辞,内容与郭店简一致,与《今本.缁衣》篇则有同有异。它牵涉到对于孔子政治哲学的理解,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对比《缁衣》篇简本与今本的差异,可以看到简本强调君民一体与和谐,今本则多讲君民的差异,强调民对于君的服从。孔子所提出的"君民同构"理念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命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竹简文字的探讨入手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拙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先秦飨君非礼辨

对于先秦时期臣下设宴飨君是否符合礼制的问题,经学史上争论已久。《礼记·郊特牲》中的飨君非礼之说,从者众而驳者少。然《左传》之中就已多见春秋时期臣下飨君之例,效尊铭文中也明确记载了西周时期臣下可以"纳飨于王",说明飨君非礼说不符合西周、春秋时期的史实。《郊特牲》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其飨君非礼说是战国后期君权强化的表现。     

《尚书》格心思想在朱子学中的逻辑演进

格心思想本出《尚书》,儒家为论证王道政治且制约君权而将其纳入政治哲学,却因忽略由孟子开辟的心性哲学这一思想源流而缺乏理论证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接受格心思想的传统释义,却又在"性即理"的命题中以新义赋之。以陈澔为代表的朱子后学自觉接续朱说,通过引入礼学思想重新阐释格心之论,在完成将"理"落实于"礼"的同时,又回归到《尚书》本义,从而为格心学说既提供思想依据,又强调其政治实践的特性。还因陈澔阐发朱子学格心思想中"正己"的内容而丰富了朱子学思想体系,至其《礼记集说》立于学官而始对士林产生重要影响。     

阴阳与政教:关于四时五行合流何以可能的再考察——重读《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诸篇

四时与五行相配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思潮。我们对于这一命题的把握既需要审视阴阳、四时、五行的传统渊源,也需要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融合的完成态反向回溯。在《管子》诸篇中,四时五行相配时也呈现不同的思想形态。我们从阴阳二气与"五政苟时"两个角度来理解四时五行相配何以可能的问题。《四时》与《五行》篇中呈现的两种思想形态差异与《管子》同《礼记·月令》系统在四时五行相配问题上所产生的差异很不相同。阴阳(四时)五行合流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并存在形态差异则与战国中后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改革思潮、理性祛魅思潮、区域性月令系统差异有关。     

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以占卜、相术、厌劾祠禳为中心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占卜、相术、厌劾祠禳构成了数术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占卜,荀子提出"善为易者不占",将占筮的预测功能与礼义文饰功能划清界限,有将《周易》解读进一步人文理性化的倾向。其对《周易》的诠解主要表现为引用卦爻辞以重其言,化用《易传》以解礼,袭用《易传》语词以为己说注解。针对相术,荀子提出相形不如论心、择术,将人内在的思想层面与外在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评价,建立了全面衡量人才之"德"与"能"的礼义与法度相结合的标准。针对厌劾祠禳,荀子反对鬼神、巫术之说,将儒家的脱巫、去魅倾向贯彻得更加彻底。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既有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原因,也是思想史逻辑发展之必然,亦与荀子个人对战国学术思潮的批判与熔铸分不开。     

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     

吴虞对荀子的评说

吴虞对儒家的基本态度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都受到他的攻毁。但他对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却是个例外。 本来吴虞对荀子亦持基本的否定,但后来经过他对《荀子》的重新审视,又以为荀子的见识度超越儒家与诸子,甚至视荀子为儒学中的路德、中国古代学术界的培根。并写作了《荀子之政治论》、《荀子之〈天论〉与辟机祥》、《荀子之〈劝学〉及〈礼论〉》等三篇论著,来阐发荀子的政治观、天道观与人性修养学说,对荀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