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流变中的神圣空间——朱子祠堂制度的建构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安顿之所,是维系宗族的神圣空间,亦是现实社会人伦教化的重要载体。朱子祠堂制度提高了高祖与继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树立了宗族的权威性,将祖先的美德与精神常驻于子孙心中。     

祭之在祠:祠堂空间的圣与俗——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编撰《家礼》,希望将儒家的礼仪能够全面贯彻到士庶的生活世界.《家礼》创设祠堂制度,祠堂成为士庶举行礼仪的圣凡空间.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通过仪式的...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     

《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纵观《家礼》真伪学术争论史,伪本论最关键人物是王懋竑、最焦点的文献是《家礼考》;真本论者惟有翻越王氏及其《家礼考》,才可能确立"《家礼》乃朱子书"之言。本文在邱濬、夏炘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反驳王氏观点,并提出一些新证,如手书《家礼序》笔迹对照、《家礼》核心内容并不悖逆《仪礼》主旨、无"深衣之续袵钩边""丧服辟领""妇人不杖"等常识错误等。这些新证将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孔子问礼于老子”早期传本考信

"孔子问礼"案涉及"助葬巷党"、"适周观庙"等多次问礼之行。先考巷党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曾子问》单篇本,辑入《礼记》《家语》等传本;又适周问礼类文献源自战国《观周》单篇本,辑入《儒家言》《家语》等传本。次考适周问礼类文献之疑肇端在《史记》之讹,二类史事并非同时而必有先后;再考证孔子盖在31、32或34岁在鲁巷党问礼,在43至46岁适周洛邑问礼。故此二类材料既非伪本,也非孤证无征,而是由周至汉源流足征的孔氏学派文本;二类史事既无矛盾,不可默证为伪,而是以东周礼制典籍可证的早期儒家史料。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的价值和整理——兼评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礼图》

"三礼"详载先秦名物,若无图相副,阅读极为不便。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二十卷,是目前所存最早、最完整的以图为主研究"三礼"的著作,也是汉唐以来以图文形式研究"三礼"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对"三礼"中之名物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总结和分类考释,其解释名物,除用文字说明外,均绘一图,共计三百八十一幅,与文字相辅,清晰直观,一目了然。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礼图》,集诸本之善,改正讹误,采众家之长,解说文字。整理者仔细校勘注释,施加新式标点,对《新定三礼图》中的图、文进行合理编排,或左文右图,或上图下文,图文清晰,一一对应,互相关照,极便读者阅览。是目前最完善、方便的读本。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左传》中的礼欲观及春秋理想人格的建构

《左传》中的礼欲观,不同于后世儒家对欲望的扼制,而是对欲望引导与正视,可分为"礼起源于维护欲望""礼引导欲望""礼节制欲望"三种情况;史官通过礼欲书写,塑造理想的人格典范,即能够正视并礼化欲望、将欲望转化为改善国计民生的人生诉求、儒家道德伦理的践行者,同时还凸显了春秋时期史官对家族和谐与"家天下"社会结构的诉求与期待。     

朱子《家礼》的编撰及现代启示

朱子《家礼》是应宋代礼仪的世俗化和士庶礼仪的需要产生的。《书仪》和《五礼新仪》在推行中受到冷遇,亦是朱子编撰《家礼》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书仪》来说,《家礼》的优势在于没有繁文缛节,亦没有连篇累牍的考证,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家礼》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家族和个人的行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可为今人重塑礼仪文明时参考借鉴。     

《易》损卦六三爻辞与郑玄“礼不参”理论探源

"礼不参"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规范思想,即不可三人或三方同时行礼。清人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在疏解《系辞下》对损卦六三爻大义所做发挥时,援引了郑玄《仪礼注》"礼不参"的礼学理论。姚配中此举发现了《周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乃郑玄"礼不参"理论的哲学思想依据与理论阐释来源,这对我们重新认识郑玄以《易》注礼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论语》论《诗》与孔门“损益之道”

《论语》中孔门引《诗》表达了孔子对周礼的"损益观":文质并行、经权并重。损益之事,在鲜活的情境化色彩背后有其昭然铿锵的原則性。如以"素"喻"礼",意在礼要综合内在美质与外在规范。而对《雅》、《颂》的稱引又体现了坚持"文""质"统一的基础上,可对礼的某些具体节文因时因地地"减损";但直接反映礼核心精神的仪节则不仅不可妥协,还要在君子内心"增益"其根基。帛书《要》则做出"损益之道"的哲学总结和创新:道在时空中损益,至"穷"而新生("产"),"时"是道在新的时空下重建的依据,万物、人事都在其中得到系统地安放。     

清华简《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

战国中期,儒墨实力相当,抗争激烈。人们往往注重两家间的差异,而忽视其间的交融。早期墨者原本就脱胎于儒家,交融是情理中事,清华简《邦家之政》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节俭观,包括宫室、衣用、饮食、礼仪、丧葬之简朴,尤其节葬观已脱离儒家正统;二为选贤观,包括不拘一格降人才、规避谗佞小人等,但没能摆脱宗法制度的束缚,仍然强调家族弟兄的核心作用;三为民本思想,强调国君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和谐,主张平均分配。因此,它所代表的当为根植于民众、主张简朴生活与公平分配、与墨家有更多交融的理想主义者,乃儒、墨交融之产物。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先王之道斯为美”试解

一、问题的提出“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对这段话的解说，一般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为准。朱熹认为，礼有体有用，“体”指的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从“了解”到“评估”——评《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

<正>孔子研究者依据《论语》,大体同意"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但二者孰轻孰重?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答案却见仁见智。众所周知,"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认为孔子思想中以仁为主,礼只是仁的外在表达。其二,认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是礼,仁附庸于礼。其三,认为孔子思想里,仁与礼同等重要,并无主次之分。因此,对孔子思想中"仁"和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曲礼”含义探析

"曲礼"是礼经中的重要内容,但对"曲礼"含义一直没有让人满意的解释,郑玄、孔颖达之后,学者踵立新说,但多为臆测之论。导致错误的原因是,其一,古《曲礼》佚失,其内容鲜为人知;其二,主观上建立"曲礼"与《曲礼》唯一必然联系,由"曲"字之"委曲""曲折"意引申发挥;其三,拘泥于郑玄注。综合考察文献,"曲礼"即是威仪,威仪即是容礼,"曲礼"即是容礼。三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使用层次上的不同。     

尊道与教化:《管子》“养性理论”分析

《管子》关注国民精神状态,把礼义廉耻视为国家霸业的基石,尊道与教化是《管子》培养理想人格的两大手段。《管子》"静因之道"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循名责实"理论代表着当时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历史高度。《管子》"因时"理论实现了从关注四时变化到关注世道演进的逻辑跨越,也是管仲改革观的哲学根基。《管子》尚贤理论冲击了落后的宗法制度,开启贤人政治的历史先河,是管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更新的重大举措。《管子》注重法治的教化意义,主张先礼后法,与后世"燔诗书而明法度"法家有极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