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受生钱”习俗源流考论

“还受生钱”习俗在中国社会中广泛流传,它的具体操作仪式“预修填还”渊源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唐末宋初出现的《阎罗王授记经》和不晚于宋代的《受生经》,至此奠定了预修填还的基本格局。预修填还仪式在后世发展迭出新说,如认为今人预寄钱财为后人受生所依赖,提出预修填还余钱利于异日来生得果,主张填寄册籍需载信人年貌等新说法。     

“忠孝节义”考论

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宋代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忠孝节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学者认为,忠孝节义四字连用首见于南宋洪迈的《夷坚丙志》.考索古籍,发现早在五代后晋编纂的《旧唐书》中就已经有“忠孝节义”的提法,往溯更早,东晋时期的孙盛就已提出“忠孝义节”为“百行之冠冕”.“忠孝节义”词组出现虽早,但却到明清才广泛流行,其深层原因在于宋明以后“三纲”逐渐神圣化,“忠孝节义”作为“三纲”的同义语也随之成为社会流行用语.     

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

结合四库提要所勾勒的"变卦解易"这一易学史上的重要线索,本文考述了<易小传>与<易变体义>、<易纂言>与<易象义>、<易象正>与<易原就正>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澄清了其间的一些误传与误会.同时指出变卦解易这一思想流派早在四库之前的丁易东那里就已有所总结;指出以动爻变卦解<易>的思想发轫于<左传>中的古老筮例,明确于南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絮的<易变体义>,经宋元之际吴澄的<易纂言>和丁易东的<易象义>,到明代黄道周的<易象正>达到其高峰,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受到黄道周<易象正>的影响很大.     

“本际”考论

"本际"词源为古代印度与原始佛教同时代的外道思想流派解释世界本源的哲学范畴。"本际"虽在汉译佛典中也间有使用,但在大乘经典中,才被赋予形上学的内涵,逐渐突出其"本体"色彩。"本际"又曾经是道教与中国佛教哲学的范畴之一。道教学者借"本际"一词的多义性,探讨"道体"与"道性"的本体之究竟和本源之起始,诠释"道"与"自然"在重玄学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本际"范畴的定义,经历了由相似本体论向道性论和心性论的逻辑发展,这也是李荣的"本际义"与《本际经》及《宝藏论》的哲学诠释路径。《宗镜录》的"本际义"是佛教如来藏思想与道教重玄学"本际"理论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佛教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趋向。     

五台山“宗师”考论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既是明清律宗授戒法的重要法源地,也是律宗授戒法系活动的重要地域之一。明清律宗授戒法系的祖师是如馨律师,如馨律师的受戒及其戒法来源与五台山文殊菩萨有关。如馨律师之后,分别有千华系、圣光系、三峰系、古林系等支系,与五台山有关的法系主要集中于圣光系和千华系。以宗师为线索,对五台山律宗授戒法系的概况展开研究。     

“心学”源流考

说到"心学",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陆王心学",其实,"陆王心学"的说法是很晚才有的。在宋代,"心学"最常见、最典型的是指与"十六字心传"相关的传心之学。本文拟先考察 "心学"的原初意义,然后再看其在后代的演变。一在汉语中,"心学"这一概念产生得比较晚,它大概首先是南北朝时在翻译佛教经典中使用的,其中的例子有: "当学三学:谓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解脱论道》卷一,见《大正藏》卷三十二,四〇〇上) 在佛教语境中,心学一般与禅定相关,意味着摒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四谛。本文所考察的心学是儒家的概念,与上述佛教的心学不同。虽然如此,它还是与佛教有关     

道教“生物节律”观念考论

道教先行者们在西周以前就有了模糊的身体节律与宇宙节律同步感应之观念与体验。在此后的发展中,这种观念与体验呈现出两种维度:一种是将这种观念进行抽象的哲学建构,形成了道家道教文化中蔚为大观的天人哲学体系;一种是结合人体(或人事),将这种体验应用到具体的技术与生活实践之中,这些技术与实践经过几百年的修正与总结,形成了道教中的医学、养生术、法术等广为流传的道术。道教典籍一般不称生物节律而是用类似天人相感天人合一这样概念,在比较哲学视域下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为深入理解生物节律观念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也可以为理清道教生命哲学建构中的部分关键问题提供支撑。     

孔子“四教”考论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历来被解释为文献、德行(力行、行为)、忠和信。这种解释,使得"四教"关系不明,尤其难以说明"行"与"忠、信"之间的关系。考证孔子及其前后时代文献可知,应该将"四教"之"文"理解为文德、"行"理解为文德之行即"文行","忠、信"本为文德、文行之重要内容。"四教"之所以强调"忠、信"二德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修身进德、学礼行礼、君臣之道、为政治民的基础。     

“玄学”称谓流变考论

"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中一个尚未被深入发掘的称谓。其一般的含义是指魏晋玄学,但是深入文献考察,会发现这个称谓从刚出现时其含义就带有儒释道三教争鸣与暗合的特点。从两晋南北朝到宋元明,其含义越发向佛教、道教扭转。清末民初受西学影响,严复用之指代西方的数学与逻辑学。科玄之争中的学者用以指言心言性的宋明理学及柏格森等西方的"精神科学",受西方哲学影响更多的张东荪等用之指MetaPhysics,这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哲学和魏晋玄学基本范畴和特征的理解。但是,在科学主义昌明的近现代,"玄学"成为一个在日常生活及一般知识人中的负面词汇。     

道教“登仙木”考论

本文以道教“登仙木”为考察对象,从神话时期的天梯神树原型,到仙话时期引导升仙的仙树造型,再到植物构成的多维度神圣通道,梳理了“登仙木”不断丰富、发展、变形的过程。作为一个表征神圣的符号和道教化的审美意象,“登仙木”继承了先民古朴的上升情结,承载着修道人向往天空、永恒的梦想,也为社会秩序提供了稳定性的能量,是道法神奇的证明和“神仙可学”的生动教材,展现了中国本土化的质朴、深厚的审美情感。     

孟子“以意逆志”说考论

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考察其诗学背景 ,论列其理论基础 ,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其理论内涵 ,充分地论证它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即“以意逆志”说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 ,它具有可贵的创造性 ;对后世 ,它具有深远的启示性。     

《尚书·洪范》时代及思想源流考论

历来对《洪范》的研究重心多放在作者及其著作年代上,鲜有论及其思想来源或原型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历代学者对《洪范》的作者及著作时代基本保持一致,直到民国疑古思潮兴起,刘节发表《洪范疏证》,重新质疑《洪范》时代,挑战传统说法,遂引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经过长期论辩,近来学界基本认可了《洪范》作于周初的传统说法。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世文献、铭文等方面系统梳理各种论点、论据,通过上述两重证据法来论证《洪范》作于周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断《洪范》乃箕子所传先王之道,三代治国理政的政治纲领或政治哲学盖滥觞于此,这些内容渊源有自,或可追溯至舜禹时代。     

萧廷芝《金丹大成集》版本源流考论

明清以来,萧廷芝《金丹大成集》与其它道教南宗文献一起不断被编纂、刊刻、流布,在这一刊布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正统道藏》收《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本、明《诸真玄奥集成》卷7本、清董德宁辑《道贯真源》本三个不同版本系统。这一版本源流体现了明清以来《金丹大成集》刊布过程中单行本少,丛书编辑多;广泛流布于官方、贵族、民间三个层次,其中又以民间刻书为多的刊布特点。这两个特点表现了明清以来南宗后学通过汇编南宗道书,以文传道从而赓续道脉,以及道教南宗修炼思想深入民间的特色。     

“泄泻”病名源流考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泄泻”一词,随着历史语言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入,有多种称谓方式。在近现代医学标准确立以前,各种不同的名称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医书之中,命名体系的来源也各不相同,通过对古代医学文献的梳理,可以厘清“泄泻”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达特点,以及前人对这一疾病认识的发展脉络与其走向。以“泄泻”为例,反映出疾病的概念史研究,是疾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承负说”源流考

邢梅岭先生在《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6期指出，绵延传承数千年的道家思想，以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智慧影响着东亚地区。研究道家思想在东亚的传播史，是了解中国文化在异域影响的重要途径。自古以来，道家就不只是一种仅供思辨的哲学体系，     

“乐学”思想源流考述

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形象,曾经产生过深远的社会影响,但不少卓越的教育家却主张愉快学习,即“乐学”。从我国教育史上看,“乐学”思想可称得上源远流长,考察一下古今教育家“乐学”问题的认识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对于研究教育心理学、现代教学论,深化改革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生于空桑”民俗考论

“足踏感生”巫术 (实为巫舞幽媾 ) ,于是孕下后稷。在《吕氏春秋·古乐》中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意谓古帝颛顼得胎于“空桑”神社 ,乃神灵赐孕之子 ,并成长于神社。作为社树的神桑赐人以子嗣 ,在文化人类学上并非新鲜母题 ,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弗雷泽曾说 ,在世界许多民族中 ,“树木是被看作有生命的精灵” ,“树神能保佑六畜兴旺 ,妇人多子。”在非洲的南尼日尼利亚地区的魁镇上有一棵大棕榈树 ,“凡不生育的妇女 ,吃了树上结的果 ,就能够受孕。”欧洲南部的斯拉夫妇女想怀孩子 ,便于每年四月二十三日(农业守…     

邹衍“大九州说”考论

邹衍“大九州说”考论常金仓太史公总括周诸子之说分为六家，阴阳家居其首，盖因此学不仅在当时显赫一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社会生活影响甚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阴阳家代表邹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     

宋代“箕仙”诗考论

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