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张栻与朱熹交涉论辩管窥

张栻与朱熹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两人对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反复的交流、探讨和辩论,透过朱熹与张栻的交涉与论辩,回归并追寻张栻的工夫论思想,笔者认为张栻的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的察识端倪说之思想;在思想及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不断地“省过矫偏”,从而对前说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提出察识与涵养并进的思想。这标志着张栻工夫论思想的成熟与确立。本文集中探讨张栻工夫论思想的发展、成长、确立之历史过程及其在思想上的意义。     

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及调整

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融"蜀学"、"洛学"于一炉,并集"湖湘学"之大成。这一方面端赖于他父亲张浚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的名师胡宏。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从重“欲”到“无为而治”——张栻理欲观的三个层次

重义轻利和存理灭欲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张栻对义利理欲的探讨在继承胡宏思想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贡献:首先,他自觉地从概念使用上区分"欲"与"人欲"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表达尊重"欲"的立场;其次,因为"欲"有变为"人欲"的危险,因此他对于"欲"作出了"小且贱"的价值评价;最后,他走向一以"义"或者"天理"为标准的立场,并在此过程中为"天理"确定了"直"、"顺"、"无所为"等同时具有本体和工夫意义的新标准,舜的"无为而治"成为他理欲观的最高理想。张栻从最初重"欲"到最终走向"无所为"而"天理"的结局,看似有所矛盾,实是层层递进,而其现实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陈白沙“端倪”说考论

"静中养出端倪"是陈白沙标签式的思想主张,作为白沙静坐教法的系列表达方式之一,该说因应远程教学而提出。白沙之谓"端倪"指仁心之生意或觉知能力,他用以描绘或指称仁心的词汇还有"端绪""善端""此心之体"等,这些词汇的表达功能侧重不同。在他看来,"端倪"是成圣的根据,静坐则是成圣的根本途径。作为一种糅合了庄子"坐忘"、孟子"四端"、程颢"识仁"等思想成分的新型仁论与工夫论,"静中养出端倪"说的提出改变了明代儒学的工夫论格局,对明儒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张栻的孝道思想

作为蜀籍著名理学家,张栻继承其父张浚"蜀洛会同"、"忠孝传家"的家学传统,对传统孝道思想予以承继与发挥,使其孝道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作为忠孝两全之典范,他不仅积极阐发孝道思想,乃至将其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还自觉躬行其于治家、为官之中。张栻指出,守身为事亲之本;孝子之心,莫不以尊亲为至;仁莫先于爱亲;若(父母)不幸而有悖于理,害于事,则当察而更之,等等。这对巴蜀孝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乃至巴蜀地区文化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张栻论天人合一的主体实现

张栻是天人合一论者,其理论重心是天、性、心的一致。张栻天人合一的理论来源是孟子以来尽心、知性、知天和《大学》论修身的有关思想,立足点在躬行实践。他强调格物以穷其理,去欲以正其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于天理构成心性的实际内容,人之复明本心(天性),也就是通过存养工夫去解决人之心性在外来干扰影响下的自立和著现的问题。尽心和存养体现于修身践行之中,人通过一步步的修养环节而锻炼提高,由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而身修,最后进达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与天合一,争得自身的行动自由并力求最充分的自由的实现。由此,人与天相合就不是意味着对天命的绝对依从和放弃主体的自觉行动,相反正是人获取自由的积极表现。至于他以绝对完美的圣人为天人合一的现实楷模,则表明了他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的理想或空想的性质。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中和新说”后朱子工夫思想的发展

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来概括朱子的工夫思想并不十分精准。"中和新说"后,朱子通过引入小学工夫和知行工夫两个理论,厘清了工夫次第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夫思想。最终,朱子构建起了一套"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交融共进,敬贯通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工夫思想体系。     

心学视域下的魏校“天根之学”阐微

明中叶经历了理学到心学的转向。江苏昆山的魏校作为重要理学家,其天根之学深受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系统的思想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培养深沉""切忌漏泄""妙在涵蓄"为特点的"主静求仁"之学,开创出独特的"天根之学"的思想体系。然而,有关魏校思想的研究向来受到忽视。其实,魏校与阳明之间,曾有过一次学术交锋,两者从心体动静的问题入手,显示出心学与理学对"心体"的不同理解。以此为契机,最终魏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根天机,动静弗离"的天根之学。其特点在于把工夫重点放在心体——即天根——未发前的"静存涵养"工夫,指向"喜怒哀乐之未发"状态的回归、静存和体认。"静存涵养"的旨趣在于回归心体(天根),不仅扭转了胡居仁"主一持敬"之学,同时也有别于陈白沙的"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的观点,更重要的是,魏校的天根之学乃是对阳明学"心体常动"良知之观点的一种矫正。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如何守护良知?——陆王心学工夫中“自力”与“他力”辩证

陆王心学修身进路一向收摄于"本心""良知"维度,为对治"师心自用""认欲作理",既极力彰显"省过"工夫,又强调"圣经"于"吾心"之"触发""栽培""印正"义以及"从师亲友"于"成己"之不可或缺义。在"自立""自信"与"从言""从师";"自省"自察"与"交互之检视";"折诸心""信诸心"与"折诸圣""信诸理"三种张力之间,心学工夫论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     

朱子、张栻“仁说”辨析

朱子与张栻仁说异同乃一聚讼纷纭之论题,在吸收时贤高论基础上,我们就此论题提出以下意见:其一,朱子、南轩各自作有《仁说》,彼此内容有同有异,易于混淆。其二,张栻始终坚持五峰的心之道说,朱子在己丑年间亦采用该说,壬辰前后采用性之德说,癸巳后完全确定为心之德说,此为朱子心性思想演变的必然反映。其三,朱子仁说包含《仁说》与《克斋记》,《克斋记》时间晚于《仁说》、内容优于《仁说》;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以生物为心不能作为判定朱、张仁说、朱子《仁说》与《克斋记》异同高下的根据,无论来源、内容还是使用,此二说皆无高低进退之分,差别仅在于表述之强调与平易、运用之特殊与普遍。其四,仁之名义与工夫是朱、张仁说的关切点,双方对此各有侧重而相互取益,张栻在名义剖析上受朱子影响,朱子则在为仁工夫上受张栻影响?手臁⒄拧叭仕怠辈⑽蕖笆じ骸敝郑驮谇写?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论胡宏的理学思想

<正> 胡宏(公元?～1161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人,学者称五峰先生。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和其父胡安国一起隐居湖南衡山,讲学著书,创立湖湘学派。胡宏的代表著作是《知言》。这部书是他“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张栻《胡子知言序》)而完成的。学术史家全祖望对胡宏的理学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宏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思想?这是一个需要作深入细致研究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对胡宏的理学思想作一粗略的勾勒。不当之处,祈望学界前辈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