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品格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孙中山"心性文明"对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是基于时代与实践的需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人文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的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丰富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道德文明建设仍有借鉴价值.     

民族复兴的文明追求

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文明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探析

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文化自信。从文明论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坚持文化自信,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是否在国际竞争和文明博弈中具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在“后西方”时代讲文化自信,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肯定各大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经验智慧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文化自信必然表现为敢于进行各种创新行动,包括建构一套既有其文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又可反过来增强文化自信。在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坚持文化自信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资源,二是深刻体认和阐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三是自觉养成中国学术共同体意识。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透过礼教论，钱穆极富创见地为甄辨中西宗教树立了新的坐标体系，即是否与人类群体的人文大道合为一体。对应文明形态的一体论与两体论，礼教是前者典型，既能涵化外来宗教，同时形成了政教与政学的一体二维。中华文明以一统和合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相互维制，推重礼治，不同于西方以多统斗争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分离而尚法治。无视这个文明异同，现代西方国家树立文明霸权、非西方世界追求“西化”、进而与西方冲突，这是西方普世主义推演出的三重悲剧性前景，亨廷顿命题仍未突破此困境。中国广土众民、绵延数千载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开示了超大规模群体聚合的实践智慧，是礼教论优越于冲突论的历史张本。钱穆强调现代中国应该在立国政教、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继承并开拓自己的文明道路，在东亚地区担负起主导责任，引入进取协和的文明化合机制，逐步为人类大群提供促进现世和平发展的公共品。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恺...     

略论城市文明与市民道德素质

城市文明是市民道德素质的外在行为表现,市民道德素质是城市文明的内在核心与灵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力量,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必须通过广大市民去实现.文明创建为民、靠民、惠民,搞好市民道德素质建设,就抓住了整个城市文明建设的根本.城市文明创建活动对于提高市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它一方面可以使广大市民在参与中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另一方面,文明创建的过程又是一个调动各方、凝心聚力的共建共享过程.     

论助困文明

助困文明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包括助困观念文明、助困制度文明与助困行为文明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助困文明传承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济困帮贫的传统美德,其核心是升华的助困理念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对助困行为的健康引领,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和发展现代助困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转型时期助困行为的社会坐标,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创造社会和谐。     

“晚明”的近代性与明代学术思想的新趋向——试论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开端的阳明学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中国“近代性”的发生。如何理解这些变化，特别是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与现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正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获得某种自我意识的来源。阳明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表达，另...     

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所谓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神话”逐渐“破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遭遇“瓶颈”。针对西方现代化,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反启蒙”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不仅是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在经历苏联解体、“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传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的复兴,并尝试建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明形态,以此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挑战,对西方现代化的“俄罗斯式反思”,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