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中国哲学的功夫视角和功夫视角下的世界哲学

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观察到的内容。哲学和功夫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思想就像那著名的"鸭-兔"图,既可被看作功夫体系也可被看作哲学体系。在近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思想曾经被迫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去寻求其所谓的合法性,其自身的功夫层面因此受到了遮蔽。自觉地启用功夫视角是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思想里被边缘化或忽视的资源的途径。功夫视角与哲学视角交互审视的双向过程,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可以成为中国哲学特有的哲学方法论,使哲学突破近代西方的局限而获得新的穿透力,激发功夫哲学理论和对功夫本身的哲学研究,同时也使人类功夫实践获得进一步的自觉和提升。     

从“阳明心学”到“阳明哲学”——《七情之理——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现象学诠释》读后

<正>今天的中国哲学有多种讲法,大致说来有两种路数:一种是客观呈现的路数,即古人讲了什么观点;另一种是哲学推进的路数,即古人的观点有何深意。就王阳明思想的研究来说,前者即"阳明心学",后者即"阳明哲学"。以前研读陈清春先生的《六合内外——庄子内篇道论研究》,就被其条分缕晰的思路,深邃独到的见解所感染。这次再读陈先生的新著《七情之理——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现象学诠释》,更是领略到了他深厚广博的学术功底及其在哲学上     

阳明心学的精神

王阳明心学是以主体精神为核心,以平民精神、启蒙精神、淑世精神等为基本元素的有机的精神整体。平民精神、启蒙精神、淑世精神乃是主体精神(良知、道心、本心)的具体展开,因而阳明心学的精神是充满实践意义的人文关怀。但阳明心学的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能不为时空所限,也不能不为主体所限,所以阳明心学精神的价值必须在不断突破有限中成长,这样才能继续生发其现代意义。     

阳明心学的反思

1993年5月1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与本刊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心性之学”进行学术座谈。参加这次学术座谈的有:马振铎、王国轩、孔繁、冯增铨、齐儆、刘长林、朱青、吕大吉、孙长江、牟钟鉴、辛冠洁、何成轩、余敦康、冷传生、吴兴中、赵健民、张立文、张安奇、姜广辉、李存山、宫达非、胡伟希、傅云龙、董光璧、葛荣晋、默明哲、徐远和、方江山等共三十人。会上,学者们就“心性之学”的内涵、基本范畴、历史演变及其现代意义展开了充分讨论。现将会上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及发言提纲以笔谈形式发表。会上收到的一些关于“心性之学”的专论文章,以后还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阳明心学启示录

正问心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七个字说明了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心。庄子则用了五个字:外化内不化。身可以适应社会,而内心不会妥协。佛陀更简单,就是两个字:觉悟。其实就是见我心,不要只见别人,却看不到自己的心。心学要理是将儒道佛三家会通与融合:道家主真心,儒家主善心,佛家主美心。尤其是儒家更着重善,因     

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辩护——以自由主义哲学为视角

安乐死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争议性话题。从学理上,安乐死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和无意愿安乐死。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分为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以自由主义哲学观来审视两类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自愿安乐死体现病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人格尊严之自主性的结果;无意愿安乐死是由利益相关人代为选择,符合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严格立法来规范安乐死行为,也应成为我国法律的理性选择。     

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辩护——以自由主义哲学为视角

安乐死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争议性话题.从学理上,安乐死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和无意愿安乐死.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分为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以自由主义哲学观来审视两类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自愿安乐死体现病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人格尊严之自主性的结果;无意愿安乐死是由利益相关人代为选择,符合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严格立法来规范安乐死行为,也应成为我国法律的理性选择.     

梁漱溟与阳明学

<正> 阳明学是宋明理学内部朱子学的异军,由于它开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守仁)为其集大成者,又由于它讲求心性,因此后世学者一般称它为“陆王心学”,或“王学”,近代以后,人们又依据日本的习惯,称它为“阳明学”。要探讨梁漱溟与阳明学,首先必须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谈起。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王学或阳明学占据了中     

阳明杂考二则

严滩问答是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但学界对于严滩在何处这一基本问题却莫衷一是,或以为在富阳,或以为即桐庐七里濑,本文考证出严滩即严陵濑,在桐庐县西三十五里,前人之说皆误。王阳明《次谦之韵》一诗是对邹守益《赠阳明先生》的唱和之作,《王文成公全书》将此诗排在嘉靖二年浮峰诸作之前,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后来论者将《赠阳明先生》与《次谦之韵》二诗均系于嘉靖二年。本文考证出《次谦之韵》实际写于嘉靖三年八月间。     

从分析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记全国首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２—１５日,全国首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在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与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联合举办,来自祖国大陆和香港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邱仁宗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陈筠泉研究员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阐明了分析哲学的价值及其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意义。他指出,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都有促进…     

从诗学视角看古希腊哲学研究

本文首先检视了晚近十年国内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回顾并总结近十年国内古希腊经典作品和研究文献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近年来国内新兴的古希腊诗学研究,尤为关注古希腊诗学研究的新取向。结合“诗与哲之争”的复杂关系,从诗学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古典诗学研究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关系及定位。本文指出,打破国内古希腊研究的学科分际,从诗学角度全面展开对古希腊经典的研究,对于推进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阳明心学的泛易学特质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却有丰富的易学思想。他精通易道,不仅知易乐易,而且玩易占易,对《易》有着特殊的敏感、彻悟和信仰。王阳明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文、游记、奏疏、书信,处处蕴含并洋溢出易道哲理和人文精神。心即易,易即心,阳明心易贯通的道在其亦儒亦宦、亦文亦武、亦顺亦困、亦真亦幻、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中得以亲证。     

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

<正> 王守仁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因时人称其为阳明先生,故其所创立的心学体系亦称阳明心学。四百多年来,对于阳明心学历史作用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谈些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们。一明朝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宗正统年间是明代政治走向下坡路     

论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

基于自然概念"无为""必然""自发"三义,阳明学的"良知自然"观彰显了良知的本真性、准则性和自足性三个特征。此三个特征分别体现了良知三个方面的自然:良知功能的自然(觉知功能无需修饰)、良知价值的自然(天理规则本来具备)和良知之量的自然(功能充分可靠、价值圆满具足)。由于肯定了良知之量的自然,良知之价值自然与功能自然因各自具备了自足性而出现了关系的紧张。为了消解良知自然观的内在紧张并谋求儒家心学的现代开展,一个可取的方案是:以良知成长的自然替换良知之量的自然。     

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法

王阳明是明代思想界的泰斗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影响至巨。关于阳明心学 ,国内外学界成果甚多 ,且至深至细。然而笔者以为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方法问题。作者提出以点燃智慧之火的方式表达阳明 ,以喻事因缘的方式体悟其良知 ,寻究其心学中的永恒价值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宣讲其思想。     

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与西方流行的感性、理性两分结构不同,孔子思想内部为三分结构,除欲性外,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阳明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这个“心”是良心,属于仁性的范畴,阳明于此多有推进,纠正了朱子学理的缺失,这是其功;但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把格物致知完全纳入心学系统中,等于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这又是其过。这一缺陷直接引出“良知具足”的观念,构成其学理上的失误。阳明思想有此失误,源于未留意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的分歧,以为顺着孟子的思路走便是得了孔子的真传,其结果自然会陷于一偏了。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集"王门后学"与"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一定位即"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分,而且还努力为"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四句教"的涵义、置疑"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