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

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     

蔡清理气论新探——兼对其人性论的补正

学界通常将蔡清理气论归纳为"理气无先后",认为蔡清取消了实体之理,而这种论断是与其部分文本相矛盾的。传统对"理气无先后"的理解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还会造成蔡清人性论解析上难以解决至善来源的重大缺陷。实际上,蔡清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取代了理,但又在道、气的层面发掘了二者形上的规定性,最终在理气论和人性论方面形成了三种层次:可以自我规定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以纯粹形式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展现为"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循环不已;"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阴阳二气的具体运行。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德欲之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是“德”、“欲”及其相互关系。由此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三代以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二是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将情欲之“性”称为“中”。竹书《性自命出》不但发展了子思的“中”论,而且将其恢复为“性”,并为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而情欲之“性”只是“命”,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荀子》,化性起伪的“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朱熹与李退溪理气观异同及意义

本文认为朱熹与李退溪的理气观各具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理气观上的个性促成了他们对心性理论全新的创意诠释,从而完善与发展了儒家的性理之学。二子皆是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者,在许多命题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子理气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气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大不相同,在朱熹,虽然从理本论角度排定理主气从,却非贵理贱气,对理气关系重在“合”;在退溪,气的重要性减弱了许多,更重理气之“分”,表现出主理抑气倾向。这些特征造成了他们对人性本质内涵的理解、规定及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性由心主之”与“心由性主之”——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的两种路径

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以王廷相的“性由心主之”与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为代表.王廷相建构了现实、动态的人性论,其“性由心主之”理论将人心设定为人性养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这种致思方向符合“气学思维”逻辑推演.而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则依然没有摆脱理学“复性”模式,人心在人性养成过程中作用较低,因此...     

心理学中的人性论问题

"人性",是指人所普遍具有的属性;"人性论",是指关于人性的理论、观点。心理学中研究人性论存在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论人性;二是从生命初始便具有的本来能力或欲望论人性。人性论对于心理学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作为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决定着心理学理论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人性论的差异,导致心理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同,甚至分裂。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

<正> 对理学心性哲学的偏见,由来已久。清代许多儒者直斥之为“心性空谈”,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于许多现代学者。而近40年来我们写中国哲学史,习惯于将其分成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政治观、历史观等几大块,其中人性论是一个较窄的观念,我们通常冠以“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抽象的人性论”等等予以否定。而历史上所说的心性论是一个涵盖很宽的观念,它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等许多方面,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本文侧重从广义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这对心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会有所帮助。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兼祧思孟告荀:二程性论的多维面相

作为理学的主要开拓者,程颢、程颐兄弟通过引入新概念、新范式创发的新性论,是中国性论史上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形态。由于二程对孟子性论的推崇以及朱熹对二程直承孟子系谱的强化,学界向来多以孟子哲学为二程性论的不二源头。事实上,深入考察二程性论及其对先秦人性思潮的扬弃即可发现,这种"一线单传"的系谱构建方式有待省思。二程论性不仅承继孟子学派,亦兼容涵摄子思、告子、荀子等多家学派,堪称多源;在多源背景下,二程性论展现出了实质之辩(情性德性)、价值之辩(性善性恶)、人物之辩(性同性异)等多重面相,堪称多维。多源、多维审视有助于对二程性论及整个理学性论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人性与嗜好——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性嗜好说”析论

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性嗜好说",他以祖述"洙泗之学"自居,直接挑战朱子以理气为主轴的人性理论。本文着重从哲学论理上对它做了检讨。本文认为,茶山的"性嗜好说"必须放在他的灵体三原理结构当中才能得到恰当定位。关于灵体三原理,茶山的表述前后有异,最后呈现为:乐善恶恶之性,可善可恶之才,难善易恶之势。茶山对"才"的理解不同于孟子,他将人的自由意志(权)与能力(能)一起纳入其中,体现了尊重主体能动性的精神,但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喜欢善却不选择善?茶山用"嗜好"来描述人性之"性",实难准确揭示人性内涵。茶山意识到作为"性"的"嗜好"与日常语言中表示爱好、偏好、癖好的"嗜好"必须有所区分,最后提出实际内容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新的"二重嗜好论",在坚持以"嗜好"说"性"的同时,茶山对他所批评的宋儒二元人性论也做了一定的妥协。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

荀子持"性朴"论而非持"性恶"论,"性朴"、"性恶"两命题完全不相兼容;荀子《性恶》篇之"性恶"系"性不善"之讹,约讹于西汉刘向时代。荀子驳孟子"性善"说并建构起"材—性—伪—积"的性朴说,其理论结构是:材是性的基础,性是材的机能,性即材的性能,材朴则性朴,人为则习积,"材—性"关系若"结构—功能"关系。原始材性若天赋,后天之"伪"(人为)基于原始材性且后天成善、恶之习性或德性皆是可能。人性的具体内容是形神并生的"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下生命皆趋利,朴性乃可化,故治世须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朴说是荀子学说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对思孟派人性论的拨正与对孔子"性近习远"人性论的正确绍继与发展,为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说的最高成就。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