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评《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三个道德劝喻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消极角度分析了《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三条道德劝喻(“两恶之间取其小”、“曲木裁直”、“拒斥快乐”),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条道德劝喻不仅彼此互相冲突,而且与亚氏伦理学的中心原则(只有心理上和行为上有德性的表现,才是德性的,才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是相互矛盾的。第二部分则着重从积极角度来看待这些冲突．认为恰好是这些冲突暴露了伦理学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示

亚氏德性伦理学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是本体用意与现象用意的内在统一,统一于"人生"之中.在亚氏德性伦理学语境中,人的生命历程与呈明"自然"的德性之美是内在统一的过程.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本体论承诺,致使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统一的解释力度.这需要从亚氏"自然"德性伦理学中获得启示.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生活的两个维度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最高幸福的界定及其构成要素的争论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最高幸福是由纯粹思辨或沉思活动构成的理智论,二是认为最高幸福应当由思辨活动和伦理德性活动共同构成的包容论。本文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对相关核心概念重新分析考察,通过发掘伦理德性活动中的沉思属性和思辨生活中蕴含的道德前提,来论证一种新的包容论视角。并表明这个论证模型的建立,对于我们实际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证成有更完备的解释说明能力。     

格特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幸福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幸福是最高的善与合德性的灵魂活动,卷十,则仅与智慧同一。这是对立的两种。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亚氏对快乐与幸福的讨论具有连续性。他认为一种快乐与欲望有关;另一种与自身值得欲求的活动有关。每一活动有相应的快乐,故快乐有多种。完善活动的快乐是整体的、完成     

面向生活世界的伦理人类学

一、在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论争的背后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论争是当代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现象。规范伦理学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德性伦理学以麦金太尔为代表,形成了观点相互对立的两大伦理学阵营。规范伦理学以哲学思辨的方法研究伦理问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伦理的价值或道德的应然,期望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北大核心CSSCI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幸福观辨正

“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那么,基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美德的两面——兼谈《尼各马可伦理学》中aretē的中译问题

就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核心范畴aretē而言,现代德性伦理学及多数研究者只继承了其品性维度而丧失了其活动面相。而在亚氏对aretē的界定中,自足而自主的活动不论在价值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优越于品性。这也表明在对亚氏伦理学基本定位方面——即究竟是活动伦理学还是品性伦理学——的根本分歧。从亚氏伦理学的时间—发生视角看,活动—品性在形式上的循环非但不是其理论缺陷,反倒在个体层面和城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且其中充满张力。从词源及义理看,aretē译为"德性"并不妥当,而译为"美德"甚为恰切。用以翻译virtue的德性只涵盖了美德的品性面相,而遗漏了后者更为重要的德行即活动面相。     

功能论证: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功能论证是联系人、理性、德性和幸福的重要论证。但是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出了两个在结构和论证方式上大不相同的功能论证。以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提出的功能论证为基础,比较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给出的功能论证,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来恰当地理解这个核心论证本身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展现出的自我反思和修正。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中“好人”的景象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亚里士多德论血气的德性

血气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观念,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对血气进行了详尽的呈现:就本质而言,血气是一种在高度竞争性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自尊、寻求共同体的认可、追求个人卓越和与之相配的荣誉、争取和分配外在善的欲望。本文试图论证,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未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系统论述血气这个概念,但是从他关于血气的多处零散讨论来看,亚氏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血气观念,而且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度和正义这两个德性,就是属于血气这种人类情感的伦理德性:大度和正义都是实践理性对血气进行规范和完善的结果,而这两个德性之间的张力也根源于血气的复杂性。     

德国应用伦理学的兴起

德国应用伦理学的兴起甘绍平把伦理学著作作为哲学的经典并十分注重道德学说的具体应用,这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直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虽然这一传统从本世纪初始到六十年代后期由于哲学过于专注思辨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一度有所中断,但从七十年代起实践哲学...     

当代儒家伦理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整体而言,儒家伦理自成系统,非任何一种西方伦理学理论所能够范围。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领域必然地是不合法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下的儒家伦理阐释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相对而言,儒家伦理与德性论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契合性。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做儒家伦理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保持自觉的反省意识,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应有足够的警醒,从而得以在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的哲学会通中把握一种恰当的分寸感。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哲学思考——评王小锡教授的《经济伦理学》

正王小锡教授的《经济伦理学——经济与道德关系之哲学分析》由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该著作以全新的视角,对经济与道德关系进行了哲学分析,提出了"经济德性""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等重要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思路。该著提出了"经济德性"的概念,在遵循经济规律、紧扣经济运行环节、吸纳经济学理论、直入经济活动中,客观地分析和阐述了经济内蕴的道德禀性,     

荣誉与自我认识:亚里士多德论豪迈

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所有伦理德性中,"豪迈"(megalopsychia)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本文从《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豪迈作为定义统一性问题的例子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主要伦理学著作中界定豪迈的尝试。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以荣誉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引发了荣誉的地位问题、豪迈的独立性问题、豪迈的依赖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关于小荣誉及其自我认识的问题。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转变了论述的重点,提出了以自我认识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以此来统一豪迈者对荣誉的态度,同时提出了一种涉及较小荣誉的无名德性,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欧德谟伦理学》中遗留下来的困难。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厘清两部伦理学著作的关系,以及围绕豪迈的诸多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