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从“烦恼即菩提”看《坛经》的美学意蕴

<正>在《坛经》中,禅宗的六祖慧能提出了"烦恼即菩提"的思想,从这一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坛经》的思想精髓,即慧能运用中道观的方法巧妙地处理了凡尘妄念与真如佛性的关系。在此境界中,从禅者自身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直接性和非理性特征,人心与万物的不违不离的自由关系及整个境界所彰显的澹泊自然的心境这三方面都使"烦恼即菩提"这一命题所贯穿的禅宗思想通向了审美之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仲与《管子》农商思想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改革变法,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作,但却与管仲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政策有很大的差别.《管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的《国蓄》、《海王》、《揆度》、《地数》、《国准》、《轻重》诸篇等皆表现出强烈的重视农业、抑制私商、国家专卖思想,这种思想被战国、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阴谋家”:老子何以被诬?

老子之学常被儒家批评为阴谋诡诈之术,王船山更斥老子为"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深入考察这一思想史现象,可发现老子的"阴谋家"形象是历史地、"累层地造成"的,其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乃至逐渐清晰成形的过程。首先,老子"微妙难识"的表达方式易生歧解;其次,《韩非子》《淮南子》把老子的某些思想朝阴谋术的方向进行诠释,司马迁将申韩与老子合传并指认其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老子,客观上为后儒视老子为与申韩一系提供了口实和进行理论拼接的线索。再次,在儒家的异端话语中,由汉至唐,阴谋权诈之名并未被加诸老子,以此污名黜老始于以排二氏、彰圣道为务的理学勃兴的宋代,程颐、朱熹以及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此贡力甚巨。由于儒家塑造的作为"阴谋家"的老子形象影响深远,二十世纪仍不乏有学者把老子思想视作机谋之术。     

柏拉图《斐多》论知识的获得

按照柏拉图的《斐多》,获得知识首先意味着灵魂自身的净化,其次意味着灵魂对于纯粹实在或诸理念的回忆,最后意味着借助"假设法"或命题推演的方法而不是借助经验观察来探究实在。本文从这三个方面阐释了《斐多》中关于知识之获得的论述,从而说明柏拉图在写作这篇对话录之时关于认知和知识所持有的基本思想。本文同时还反驳了陈康的一个主张,即《斐多》提及了比"思维"更高级的所谓"理念直观"。     

简论《周易》的辩证法思想

《周易·系辞传上》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阴一阳之谓道"、"化而裁之谓之变"和"生生之谓易"四个命题,这四个命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构成了《周易》的辩证法思想体系。从语言表达、价值取向和矛盾解决方式等方面,可将欧美的辩证法概括为"矛盾斗争辩证法",而中国以《周易》为代表的辩证法,则可概括为"矛盾和通辩证法"。中西方辩证法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     

再论《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之关系

清儒毛奇龄提出,《太极图》的第三层图,窃自于《周易参同契》之"三五至精图"。这一说法目前无法从版本学的角度予以验证。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比较《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三部著作对于"三五"思想的不同表述入手做出回答。我们认为:首先,毛奇龄在论证《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在"三五"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时,误将《悟真篇》的表述等同于了《周易参同契》的说法,论证极不严谨。其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对"三五"思想的表述,均有所不同。再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与《太极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的表述一致,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们认为《太极图》当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性的渊源关系。     

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写作意图之阐释

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不仅历史性地呈现了韩非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逻辑关联,而且昭示了韩非子背离老子思想的深邃意蕴。韩非子借助老子"道"的悖论思想,批判并否定了儒家"仁义"之"礼",代之以"法"而"治天下"。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儒家之"礼"还是法家之"法",均为背离"生生"之"道"的"无道"之"术"。史家作此传的深意,在于反思西汉武帝朝弃"黄老"而尊"儒术"之立法思想转变的真相与实质。     

为何经验命题重要?——对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中经验命题概念的分析

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之前,曾比较频繁地使用"哲学语法"或者"语法命题"等概念。但在《论确定性》中,"语法"这一概念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与此同时,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这样的概念却常被提及。本文试图分析经验命题与语法、逻辑命题等概念的复杂关联以及经验命题在《论确定性》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理解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经验命题,这对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说服思想实验中的语言游戏演变甚至其晚期哲学都有着重要意义。     

《淮南子》与墨家

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冲,记载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而比《史记》稍早的"集道家之大成"（胡适们江南王书》）的《淮南子》中,却有二十四条关于墨子言行事迹的记述。史实之丰富,评价之公正,在诸子之林中无出其右者。可以这样说．《淮南子》的观点是正确解"墨"之权舆。对墨家学派思想渊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人物以及主要的学术思想．《淮南子》中都有较为完整的描述。《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要略）中写道："墨子学…     

论“以类相动”与异质同构论的关系

《乐记》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哲学典籍,其中"以类相动"这一命题着重强调了情感与表现形式的关系问题,这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论在认识上是相似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以类相动"的哲学基础,异质同构论则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上,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体现出了中国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在本体上的差异性。     

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的阐释与发展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冈田认为学问头脑的转变促成了王明阳《大学》观的思想变迁,但这与《大学》本旨是否相合却值得商榷。王阳明《大学》思想与冈田武彦晚年的身学说、"共生"理念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致知"说对冈田"致身"说的提出具有启迪意义,而"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共生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易经》与稷下学——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影响的探索,认为不仅《系辞传》是稷下之作,而且整个《易传》就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作。 一、《易传》的功利性特点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其功利性与齐文化紧密相联,这表明《易传》应是齐学之作。     

“道不远人”的思想实验与证成方案

《中庸》提出了"道不远人"的著名命题。这里的"道"指大全之道。这一命题引发两个问题:一是道与人何以远离?二是道与人又如何合一?对于这些问题,儒释道三家通过实例和隐喻即思想实验作了回答。道家的"浑沌之死",主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浑沌隐喻大全之道,浑沌之死意味着大全之道的破裂,而道体破裂是儵、忽所象征的意欲萌动与情识外泄的结果。佛家的"野鸭飞过"与儒家的"孔子与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野鸭飞过隐喻习心或闻见之知外驰,所以中断习心外驰,就成为佛家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方案;曾点之志意味着一人一物从当下切入,即可洞见大全之道的本来面目,这是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儒家方案。佛家与儒家的两种方案点明了人与道的两种关系,即人与道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关系。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司马迁笔下子贡形象探微

身为孔子著名弟子之一的子贡 ,在外交与经商两大领域表现出过人本领。司马迁在展示子贡的经历与才华时 ,灌注了与《左传》不同的精神内涵 ,将重“礼”的儒者子贡写成一个有违于孔子思想、且言行口吻颇似战国纵横策士的离经叛道者。这些地方无疑便利于对司马迁思想之深微旨趣的探测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以及对汉儒的批判态度。     

谦与矜

正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表扬了一个叫孟之反的人。孔子表扬他什么?"不伐"。"伐"在古汉语中,是"夸耀"的意思。"不伐",就是"不自矜"。这与《史记》中司马迁评价项羽恰相反。司马迁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大约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回头看看孔子为什么说孟之     

《孝经》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孝经》的作者为何人,最有影响的传统说法是孔子。此说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小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孔子认为曾参能通孝道。故传授其业,并为之作《孝经》,“作《孝经》”是“授之业”的具体做法。后人不细察,以为司马迁认为曾子作《孝经》。所以,两晋以后,有认为《孝经》是曾子所作,这其实是误解了太史公的意思。太史公之后,刘敬作《七略》,科固作《汉书》都同意司马迁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更明确的说：《孝经》者,孔子…     

《史记》与《周易》六论

《周易》特别是《易传》对《史记》影响特别深刻:司马迁从肯定《易》术的角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卜筮事件,他的及时立功名的取士标准来自《易传》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史记》整合此前学术的思想方法就是《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易传》的重时观念影响和审微思想为司马迁观察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司马迁在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时所运用的典型化手法则来源于《易传》名小指大思想。     

《易经》与稷下学──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易经》与稷下学──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黄宝先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