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中和”学说的理论意义与现代价值

“中和”问题是儒家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上来源于《礼记·中庸》。《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告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对人生的存在结构的揭示。“致中和’嘱于人生的修养实践过程,因而,中和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如何理解“中”与“和”？如何“致中和”？朱意的理学本体论就是从体悟中和问题开始的,其“中和新说”的确立是其思想成熟的标志。正是在“中和新说”的基础上,朱震提出了“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架构和“居敬”与“穷理”相结…     

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其要点包括中庸与中和、以体用释“中”、以“平常”释“庸”、“中”与“庸”、“大本”与“达道”、中与正、中与权、中与折衷、中与知行、致中和等。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论“和”为儒学之精义

在儒家学说中,“和”同时兼具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儒家试图通过和平、调和的方式,最终达致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又恰恰是儒家全部理论的终极追求。之所以强调“和”为儒学之精义,还在于儒家在严格意义上,进行了“和”、“同”之辨,从而也使儒家之“和”范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主体性的自我澄明:论王阳明“致良知”说

本文简要论述王阳明“致良知”说作为生存论的基本内涵。王阳明将《大学》“致知”之说阐释为“致良知”,同时也就将朱熹藉此所建构的知识世界转换为主体的生存世界。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在个体的经验生存中的可能“隔断”,成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起点;要求去除“隔断”而实现良知于经验生存中的通体贯彻,成为“致良知”的核心要义;“诚意”则是消除“隔断”而确保心体之真实体现的切要工夫。作者因此而鉴别出“致良知”的二重维度。“良知”即是“中体”,即是“未发之中”,故“致良知”即是“致中和”。“中”的实现,即是事物实在之真实情状的还原,即是真理的实现。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中华人文精神之元典内涵试探

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元典命题“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和人文精神的基础内涵。这种人文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中庸之道的文化生态根源透视

任何一种实存的文化体系,都必然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和精髓的中庸之道的文化生态根源,一是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文明,它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顺天应时的“时中”观念及人和观念;二是血缘宗法关系,它形成了儒家的“三得”政治观及“忠恕之道”;三是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秩序重整的“中和情结”,它形成了儒家以“致中和”为宗旨的修齐治平观念。     

论儒家“致中和”的思维方式

儒学中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影响最深远的要数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儒家思维方式的根本宗旨是“致中和”。他们认为“中和”是宇宙中各种系统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生和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从家长到国君,人类社会各级各类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和维护中和关系,建立和维护中和关系的思维方式是致中和。致中和的基本方法是思维角度的双向转换,它具有系统性和具体性两大特征。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致中和的思维方式在指导历史实践中有过度泛化和非竞争性的倾向,使其历史作用流于形式,但在对抗性日益消解的现代和未来社会中,则有其普及和推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具有促进合作、减少冲突的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

先秦儒家音乐"中和"审美观是在长期的乐教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孔子之儒家继承了西周雅乐"尚中"、"尚和"的审美趣向,倡导"中庸"的音乐审美标准,提出了文质中道、尽善尽美、节情适度的"中和"审美观,由是而实现其"成于乐"的教化目的。子思以此为基础,以"致中和"为终极关怀,探究"天下之大本",为儒家乐教构建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公孙尼子、孟子、苟子等后儒相继而起,文献日益丰富,理论渐趋缜密,推动了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的系统化,并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奠定了基调。     

"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

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的命题,学界已有的几种观点都是立足于它的功用加以分析和阐释。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该命题中的基本概念作细致的辨析,可以发现,在帛书中具备“生法”功能的不是“道”,而是包含着周期性法则(四时)和对立性法则(阴阳)的“天道”或天地之道。这一点可从该书以“天道”充当治国活动根本依据的有关设定中得到证明。“道”借助于“天道”来派生“法”,进而也被设定为治国活动的根本依据之一,体现着帛书在转向为治之思的路向上,既要突破老子的局限,又要坚持道家基本立场的矛盾。这一矛盾还表现在其后的黄老学者或著作关于为治理则的不同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