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伦理"的本意就是指人伦之理,是一套由自发而自觉的整体性应然诉求伦理观念的高蹈固然易与实践脱节,但未必不能影响于现世,知而不行,或知而不信,才会导致空壳化,知而难行,或在实践中打了折扣,并不能等同于空壳化.在生活或叙事语境中,三纲五常,天理人情成了利益算计的说词,才是标准的空壳化.清代哲学家戴震主张顺应人欲之自然而生发出理义之必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儒家伦理思想,它突出了道德的自主性、人格的自主性和人性在情欲遂达上的合理性,与当今的普世价值有更大的兼容性,也有帮助于化解儒家伦理的空壳化问题.     

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普世伦理的兴起,儒家伦理普世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支持,但这种观点主要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普世伦理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而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所以,产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伦理观念.中国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化,而是如何利用儒家伦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伦理发展.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儒家伦理"普世化"之反思

近年来,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都不能真正使儒家伦理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当代全球性文化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背景下,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是当前弘扬儒家伦理文化应该采取的姿态。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论儒家“孝道”原则与现代“人人共享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儒家“孝道”原则在现代老龄化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儒家“孝道”原则强调对父母、老年人的尊敬、赡养是为人的一项道德标准。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联合国提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基于根本性的法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以法律、制度、政策等要素构成的规则化社会能够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也存在着缺少伦理亲情关怀的不足。以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就能够成为它的必要补充。     

西方“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礼仪建设的伦理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它与礼仪建设之间有一种伦理契合,使其对于礼仪建设有重要的互助意义.本文分析了西方“社会质量理论”与礼仪建设的契合性、西方“社会质量理论”视野的礼仪建设的伦理意义,同时探讨了基于社会质量提升目标的当前我国礼仪建设路径.     

论学衡派的伦理道德观

学衡派希冀以文化救国,对处于根本变化和社会危机中的中国进行了道德谋划,在综合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其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理制欲”的心性观、道德为政治之本、道德为文化之本、道德为礼教之本等观点.虽然学衡派确立其伦理道德观的论证方式具有综合性的学术视野,其目标指向在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实困境和理论局限.     

儒家“消极伦理”不适用于全球化的世界吗?

父子互隐的言论表明,孔子主张伦理的有限性或"消极伦理"。这种"消极伦理"否定特定情况下的伦理原则,给予诸如基于亲情和友情的行为以优先权。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看,作为伦理学两种最重要替代品的"爱"与"法律"是两种"非道德"(amoral)状态。在谈论儿子对待偷羊的父亲的态度时,孔子的道德不是道德主义意义上的道德,而正是这种非道德。在儒家看来,所有美德都根植于孝弟之类的非道德因素,即根植于一种情感。儒家"有限的"或"消极的伦理"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普世性。     

“分”视野下伦理多元属性的深度剖析 ——评《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陈继红教授新作《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以先秦儒家“分”为视野,透析了“分”如何拓展社会关系,“分”之后的社会关系为何需要伦理维系;“分”以后的社会关系,通过伦理维系,何以能够被整合、被凝聚、达到“群”与“和”的社会功效.在深度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时,全书彰显了以下特点.     

自主与有利:必要的张力——儒家伦理的进路

自主与有利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均可得到道德原则的辩护.然而,基于自主与有利冲突的必然性,西方解决冲突的“自主模式”、“基于信任的有利”模式均存在不足,决定了我国生命伦理实践必须保持二者的张力.儒家生命伦理学中“仁爱”、“经权”与“家庭”是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特色,分别为二者张力的可能提供了德性基础、实践条件与重要条件.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

“生生”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为“仁生”.“仁生”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传说以及《尚书》对“生生”的认知,而《周易》奠定了“仁生”伦理情怀之基调.此“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展现出根本性、共生性、积极性等特质,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和谐伦理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启迪

传统儒家伦理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仁爱原则以"推及"的方式贯穿始终,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民族)的伦理规范,达到了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宋明时期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人的伦理意识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这种伦理规律的和谐性、家庭观念的神圣性与仁爱原则的超越性对于建构现代和谐伦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超越义务:儒家责任伦理辨析

受到西方法制文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讲道德义务,并将儒家伦理称为义务伦理。义务要么是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职责,要么源自于为了权利而签订的契约,二者都决定了义务带有一种被动的承受性。儒家伦理反对一味讲利益,因而不太关心权利,也就不可能重视由权利所派生的义务。虽然儒家讲角色功能,讲职责,但儒家更加重视内在的道德感受,重视内在的自觉自愿,因而没有固步自封于角色义务。与义务论相比,儒家伦理更加强调突破自我的权利限制,走出自我,迈向他人,从而积极主动地为他人承担责任。因而,儒家伦理不是义务伦理,而是责任伦理。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现代社会伦理断裂的中国境况及其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伦理“断裂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一个基本理 论框架。这一问题轨迹,表现为“社会发展-道德问题-社会性问题-伦理断裂”。调研发 现,中国独特的伦理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社会问题与西方问题 症状相似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类似,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伦理断裂”,伦理社会 并未解体。在问题症状与发生学相似的背后,是二者实质性的差异,它表现为家庭伦理对 原子式个人的遏制;“无伦理”的市民社会并没有成为现实,伦理社会有机体仍然相互 关联、贯通。然而,当代中国社会仍面临着伦理断裂的诱发性问题,包括道德贱民的产生 、市场契约—信用的盛行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亏空。     

伦理的价值本源:宗教还是血缘?

伦理的价值本源回答的是伦理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问题,它需要具有神圣与不朽的特性.虽然中西方伦理都认识到这一点,但在究竟设定什么作为价值本源的时候却分别给出了宗教与血缘两个不同的答案.基于对宗教本质的剖析以及与血缘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血缘比宗教更适合担当伦理价值本源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