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原则适用的道德强度研究：基于中外两个继承案的考察

法律原则能否作为判决的依据取决于个案中法律行为所体现出的道德强度的程度,表现为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向下看",准确判断在具体的个案中,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程度;二是"向上看",全面考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法律规则对道德规则转化的法律原则是如何回应的。埃尔默"谋杀被继承人"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是严重的,也是为整个法律体系所不容的,该案适用法律原则具有有效性;相比较而言,泸州"婚外同居"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要轻微些,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所容忍,该案适用法律规则具有有效性。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我们何以负有服从规则的道德义务?

每个人都有服从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义务。但是,对于我们何以需要承担这种服从义务,目前的道德理论还没有给出逻辑融贯的合理解释。对于该问题的合理解释应该同时包括制度规则与个人行为这两个层面。迄今为止,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义务论,无论是密尔的分层理论还是罗尔斯的限制理论,它们要么不能够对制度规则给出合理的解释,要么不能够对个人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要么对两者均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张,我们可以把对这两个层面的解释分开,用后果主义来解释制度规则,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个人行为。通过理论的这样一种分层使用,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遵守规则的道德义务问题。     

道德责任与多重可能性——法兰克福式反例的启示

自从法兰克福对"多重可能性原则"(即,只有当行为者在行动时有其它的可能性时,他才对该行动负道德责任)提出了他著名的反例以来,哲学界围绕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成功推翻了这一原则展开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预设,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遗漏。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揭示出对法兰克福式反例的最佳理解可能与人们的最初印象很不同,而这一揭示也将关于道德责任的讨论从"多重可能性"问题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     

网络化社会的道德问题及基本伦理规范

网络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就道德领域而言,它在带给人无限憧憬的同时,又使人面对道德主体的责任缺失、道德情感冷漠、不道德行为大量客观存在等问题,这些网络道德问题的出现,使得当前提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加强网络伦理的建设成为必要。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论人权的道德性——兼与莫纪宏教授商榷

有关人权究竟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问题是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人权的非道德性"观点,但是否定把道德作为人权的本源并不能推出人权与道德权利没有相关性这一结论。道德是为了调整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这里的利益不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天然的、相通的利益,这决定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权,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相通的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诉求,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了人权构成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道德与人权的相关性。人权是法律之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是作为法律之根源的道德之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道德有限性的道德分析

在现实生活场态中,"道德"既最受待见,也最不受待见,因为前者,道德被捧为万能,导致"道德绑架一切";后者却表现为凡事拒斥道德,形成"道德被绑架"。这两种取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道德无限度。道德无限度的直接后果,是使道德"引导人心向善"和"行为边界约束"的功能丧失,推动了社会异化。改变这种状况的道德方式,是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道德的有限性,既是人性对道德的存在论规定,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的性质规定,更是法律和美德对道德的功能界定。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首先是道德不能僭越法律而行治理职能;其次是不能将美德降格为道德,也不能将道德升格为美德,这是使道德保持有限性的基本要求。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进化揭露论证及其核心挑战

"进化揭露论证"是一种通过为人类道德判断给出进化论解释来降低健全道德实在论地位的论证方式。乔伊斯的谱系学揭露论证和斯特里特的"达尔文式困境"这两个流行并且重要的进化揭露论证,能够帮助我们来探究这类论证中蕴含的核心挑战。健全道德实在论者为捍卫自己立场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解释消除非循真的道德判断与独立于立场的道德真理之关联中存在的"反事实巧合"。     

我国医学伦理学教材关于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评述

在一些<医学伦理学>教材中,对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表述不规范,对两套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要么在概念上认知模糊,要么在内容上表达不准确.而且对两套医学道德基本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难以辩证统一.导致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其概念认知混乱,找不到自己医疗行为的准确定位.通过对医学道德基本原则的论证,对医学道德基本原则概念认知达成共识.     

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

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法律与道德的主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而道德的法律强制、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则是其中的重要问题。[1]在我国,表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确证在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已通论达识,好像无须多论,实则道德法律化的语义含义及其正当性理据,仍有细论之必要。一道德法律化疏正“道德法律化”的术语,尽管在学界及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其内涵仍需廓清。从目前学界流行的主要观点来看,基本是在立法的意义上,将道德法律化理解为把最基本的道德规则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制度。“道德法律化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借助于一…     

哲学的伦理学是什么？

哲学的伦理学不是由彻悟了的导师的权威而来的路标,不是对以前有关善恶之见解进行学术上的澄清,也不是对道德观念与道德语言使用做出分析.道德哲学总是以伦理体验为前提.道德哲学的前提是,我们的有所感激、有所愤慨;我们对某人的行为方式表示赞叹,对另一种行为方式表示厌恶;我们自己会因给别人带来快乐而感到幸福,我们也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哲学的伦理学的前提是,我们将"好"这个词与一种意义相联系,这个意义不是指"对这人或那人有利",也就是说,不是指"对于什么"好,而是指"本身就好".道德信念从一开始便拥有直接性与绝对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任何相对化.道德信念没有商谈的余地,而是标识出了可商谈物的界限.     

"必要伤害"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

"必要伤害"是在对不伤害原则理论缺陷的反思、挖掘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有关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冲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道德规范原则。它包括: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人类为了自然的完整和稳定不得不对自身的权利做出让步、节制而造成的损害。"必要伤害"原则的提出,既丰富和完善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体系,又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提供了有效的行为指导。     

论儒家的道德律:普遍公共利益原则

本文通过对卢梭的"公意"、康德的"道德律公式"、孔子的"道德法则"和朱子的"天理"进行会通,提出作为儒家道德律的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即是人类普遍公共利益原则;广义即宇宙普遍公共利益原则.由普遍公共利益原则推出的自由意志不是康德完全没有质料动机的绝对自由意志,而是没有任何不合理欲望的相对自由...     

医疗实践中如何处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

正1基本涵义规范伦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规范伦理是与元伦理学相对应的探讨道德领域的实质性内容的伦理体系,包含德性伦理。本文只讨论狭义上的规范伦理,即把研究的对象指向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探讨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之间的界限与标准,研究道德的基础、本质及规律,试图形成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规范伦理重在"规范"、"准则"。德性伦理是把关于人的品格的判断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的理论。德性伦理聚焦于道德主体,即行为的推动     

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金律

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密码,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普遍忽视人的行为道德规则问题。社会主义道德金律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的行为道德规范规则,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意义是形成和增强社会凝聚力。资本主义零和博弈方法论是个人利己主义,其要害是虚化整体利益而陷入损人不利己的"囚徒困境"。践行马克思主义黄金律,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是实践黄金律的首要前提;其次是践行每一个人为一切人,每一个人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最后是要求履行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探索社会主义道德金律,可以从行为规则上揭开社会主义何以具有强大动员力、凝聚力、整合力、实践力的秘密。     

孔子“为政以德”辨析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对"为政以德"的解释有无为与德治两种争议,而通过对《论语》和上博楚简《论语》类文献的比较研究则会发现:"为政以德"仍当以"德治主义"的解释为准,"为政以德"并非仅指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而是贯穿于为政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德"不能从形上的德性去解释,而应当从经验的德行去解释;与"为政以德"关系密切的"无为而治",亦非指为政的方式,而是指为政的效验。     

“傻子”困境与“服从”难题 —— 博弈困境中的合作与服从问题的伦理学探究

博弈困境为探究社会合作秩序和道德(正义)准则从一种缺乏伦理引导的状态中缘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而与博弈论通过重复博弈的实验来解释合作演化的机制所不同的是,伦理学家们在分享"博弈玩具"兴趣的同时,通过对博弈境遇中人类互动合作的条件以及道德(正义)原则的获得和服从问题的诠释,力图为这一困境提供某种"道德解"。     

论公共道德研究的理论维度

公共道德简单说来就是指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由于中西文化在公私问题上都曾存在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混合问题,因而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的理解和研究也就变得异常困难.制度伦理研究制度的正义问题,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一个基本理论维度;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公民道德则包括日常生活中公民对制度规则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他者(陌生人)应有的态度、行为两个基本的层面,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二个基本理论维度.道德理论研究的这两个维度,也是我们推进伴随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我们有必要把道德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公共道德的培育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