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户精准扶贫的乡村金融正义初探

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金融扶贫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扶贫方式。确保金融正义在农村金融市场顺利实现是扶贫成效是否显著的关键所在,这牵涉到政府、监管者、银行、信用环境、地区经济结构、贫困户等方方面面。社会责任感缺失是造成金融扶贫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政府、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尚未形成造血式的良性循环,乡村金融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可循序操作的政策工具。     

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正>义是理念,理念在历史中显示。非正义是与正义相关而不是相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种事态。鉴于非正义所指事态的多样性,正义理念可被赋予以下内容:个体的基本权利必须被保护和行使;在某时期的实际条件下,这些权利的诸意蕴必须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被诉求和实行。正义由此显示为一个元-原则,并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中得到充实。当前,自由市场和人权的结合加剧了社会和全球非正义,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内部业已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保护作为清晰思考和界定的基本人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出路。     

论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义思想

孔子的“均、和、安”思想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公平正义意蕴。孔子以“均”为基,以“和”为贵,以“安”为重,将分配正义与仁义道德、民本经济统一起来,形成从“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层面,到“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层面的理论逻辑,建构出一套有机联系的传统公平正义思想体系。以“义”为内在根据的等级分配正义约束逐利欲望膨胀以缩小贫富差距,保持财富均衡;以“仁”为本源的内生道德正义缓解社会等级固化以保障民之平等,维护社会和谐;以“利”为发展动力的民本经济正义增进民之福祉以实现富国裕民,保障国泰民安。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个批判性考察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是并未为其"民主的和平观"提供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明,同时,他在证成其民主的和平观的过程中,在经验层面的论证方法和规范层面的论证方法之间进行较为随意的取舍,取舍的标准在于哪种论证方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二是所使用的"法外国家"这一概念不甚恰当,对法外国家提出的战争理由并不是充分的;三是非常关注开战正义和作战正义,但是并未给予战后正义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当今关于正义战争观研究的一个普遍缺陷。     

居住空间正义缺失的表现、原因及解决路径——以爱德华·苏贾为例

美国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爱德华·苏贾以"空间—时间—存在"三元辩证法为理论基础,揭示了居住空间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居住空间正义缺失主要表现为空间贫困和居住分异,揭示了导致空间正义缺失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任性和权力滥用,主张边缘群体应该采取集体行动来对抗空间不正义。     

分配正义的两个抽象原则

分配正义蕴含着两个不同的原则:回馈正义与平等正义。回馈正义以个人的付出与回报相关联为基础,平等正义以忽略个人的付出而仅满足其基本需要为基础。从回馈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批判理论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是针对其抽象的原则,而是论证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抽象的原则走向其自身的反面;从平等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晚年讨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应该由回馈正义向平等正义过渡。然而,现实的情况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从现实层面彰显了诸多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的问题。笔者尝试从抽象理论与现实践履层面讨论这两个原则在不同经济关系中呈现的不同问题,并藉此论证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时代诉求

新时代,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大众层面都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当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我国企业在迎接新时代挑战中,为更好地践履企业责任,必须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政府的矫正和引导力度,发挥非政府组织能动和监督的作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企业责任文化的融合。     

当代分配正义理论的三重超越

分配正义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与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我国在分配正义理论上取得巨大进展,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正义原则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思想演进历程,这一正义共识的达成实际经历了三重超越:正义观念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公平正义、分配原则从应得正义过渡到平等正义、目标诉求从功利效用提升为人的发展。这些思想成果的取得,既是海内外学术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更是中国学者直面国内正义实践而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     

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正义的两重困境

一个正义的城市空间,首先应当是适宜居住的。现代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精致化和审美化,但同时也存在着物质空间资源分配不正义及伦理精神缺失的两重困境。物质空间资源分配不正义体现在由住宅分层导致空间隔离,造成社会空间资源被不公正地分配;伦理精神缺失则具体表现为传统伦理观念、城市人文精神及空间场所精神的缺失。解决这两重困境,需要在空间资源分配中合理协调和平衡不同阶层居住群体的空间利益,同时关注城市伦理精神建设,促进居住空间与人的和谐共融,实现城市居住空间的公平、正义、美好。     

经济正义:当代伦理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个人正义到社会正义、由政治正义到经济正义的过程。随着经济关系成为支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的单向度价值取向的危害日益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在经济领域中日益凸现,经济正义已成为当代社会正义理论中最重要、最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和形式。     

贫富分化问题的伦理学分析

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一种“社会恶”,其不仅在现实层面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目标上阻碍和谐社会建设,而且在心理层面影响人的幸福感知,从精神层面动摇国家和民族的伦理基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伦理学视角看,其形成原因一是制度设计内蕴的伦理缺陷所致,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贫富差距,政策倾斜造成地区之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行政性行业垄断导致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缺失使得反贫困乏力等；二是非制度性因素的道德失范,如权力腐败和非法致富,贫困亚文化的道德惰性等.消除我国贫富分化现象应注重制度伦理建设,匡扶社会正义；秉持“善治”理念,维护社会公平;培养贫困群体积极的自我体验,引导其主动增权.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缺失,使得它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个体或群体中心主义的短视和危害,使得它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当代的全球化,使整个人类真正成为一个现实的主体性存在,使人类的共同利益获得了现实规定性,提出了当代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生态正义在坚持以人类整体、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经济活动中得以可能。     

商业伦理的核心问题、价值定位与规范体系

科技的全速进步和经济活动数字化、网络化的超常规发展,是商业伦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推动力量。从宏观层面的制度缺位到中观层面的组织品质缺失、微观层面的商人理性缺损,都彰显了商业伦理问题的新趋向。商业伦理的价值追求应定位于社会责任、企业核心价值观以及个人良心信念的统一。构建商业伦理规范体系要体现人本原则、公正原则、权利保障原则,符合伦理要求的公司应遵守契约规范、制度规范、营销规范和商业决策规范。     

经济正义与环境正义——转型期我国城乡关系的伦理之维

转型期我国城乡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城乡环境也呈现出“城市环境好转,农村环境恶化”的二元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经济正义思想,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和尺度的经济正义观,以及罗尔斯以“作为公平的正义”为基本理念和原则的正义体系,为考察当前我国城乡经济正义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城乡环境正义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环保制度安排和环境资源分配问题中的程序正义;城乡环境补偿机制中的地理正义;城乡居民承受环境风险的实质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承认”转向及问题视域研究

空间正义问题的提出既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进程,更是一个实践发展的进程。现有的空间正义理论体系大都是站在分配的角度去考量城市空间正义问题,描述资本、权力对于空间生产的影响,讨论城市空间权益的分配问题,而忽视了以"承认"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正义理论的论证和建构。分配是城市空间正义的关键组成,但是承认是比再分配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问题,要以承认统摄分配,弥补基于"分配"的城市空间正义在道德情感层面的缺失。基于"承认"的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要致力于消除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带来的空间"蔑视",重点考量底线承认、身份承认以及属地承认等问题。     

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原则

分配正义不仅存在于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于自然资源在同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的分配过程之中。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一般意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相区别,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主要体现自然资源在国家之间的公平分配、国内的公平分配、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人类的需要与环境本身之间公平分配等层面,概括地讲,也就是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种际正义。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建立诚信信用--美国联邦"组织的审判准则"的启示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主体缺乏诚信,交易行为则难以进行.企业诚信的实现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生长的环境,政府在培育诚信的生长环境这一公共资源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使得伦理要求制度化,帮助他们的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并落实伦理责任,以实现诚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比较早地由政府通过立法,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伦理责任,切实有效地维护诚信的生长.美国于1991年11月1日颁布并开始实施的"组织的审判准则"就是这样一项法规.它不仅对美国国内企业诚信的维护起了推动作用,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欧洲诸国、加拿大、南非等)企业诚信的建立也起了促进作用.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组织的审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内容和影响,说明政府在运用法律,建立企业内在自控机制,落实伦理责任,实现诚信中的作用,以期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有所启示.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顾速在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建立福利国家、维护法律秩序等各个方面，都涉及到确立怎样的正义原则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政治哲学家认真、反复的讨论。虽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不...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