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还是真金吗?——“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的比较与分析

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表现欠佳,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金砖国家"是否还能称为"金"受到人们的质疑。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波动,"金砖国家"的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经济波动造成的,是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从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两个角度考察。从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的社会需求分析,"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经济增长潜力远强于发达国家。从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分析,"金砖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它们的产值在未来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但是,制约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们在存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流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进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它们还需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方式加快科学技术进步。但是,从总体来看,"金砖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它们在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地位将迅速提高,在未来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中长期发展建议

本研究以江苏为例,运用主成份估计法,对经济增长的六大因素,即资本形成、劳动力、市场化、国际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进行了回归分析,测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探讨江苏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为培育江苏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内外部环境充满着挑战与变化,江苏应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重点,注重培育新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构建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视角寻找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原因。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本文首先比较了在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增长的国家和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国家在经济增长动力要素方面的差异。其次,从制度层面对经济增长动力背后的激励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和新时期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在动力进行了评估,并就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可说的”还能“说”吗?——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之视域比较

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两位哲学家一次"意味相投"的交谈和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浓厚兴趣,把我们的视野锁定在"不可说的"问题论域上。冯友兰要用"负的方法""讲"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世界,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则以"沉默"的方式待之。我们认为,前期维持根斯坦的"不可说"论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客观实在"基础之上的,而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建立在中国哲学传统的"体验的存在"之上的。这也意味着,是否承认"体验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法地位,将决定着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路向以及所彰显出的中西哲学精神的异同。     

区域差异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7年省级地方政府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我国人均负债余额的临界点是25466元。东部地区的债务承受能力最高,其次是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的债务承受能力最低。地方政府债务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不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强于东北地区。针对不同区域应采取不同的债务政策,可以更为合理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看不见的手”与经济伦理

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思想中 ,“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作为一种市场力量 ,“看不见的手”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有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伦理功能。但是 ,现实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 ,“看不见的手”不能解决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所有社会伦理问题 ,必须认识到它自身存在的伦理缺陷。分析“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和伦理缺陷 ,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受到广泛关注。该文以江苏为例,应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农民人均消费与人均GDP之间则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方差分解分析说明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递增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陌生人社会需要怎样的“好人”——与王江伟先生探讨

统观《论“好人”观念》（《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4期）,可以发现该文所认为的传统“好人”观念公共性的确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情感色彩,这使其自身面临自洽的困境。需要对该文商榷的是：传统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往往使“好人”观念发生异化,带来好人、好事、好心、好报的不一致,也会造成真假好人共存的后果;传统“好人”观念在因应现代陌生人社会时必然面临多重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对“好人”观念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一种扩大了的“好人”观念,这需要从“做人”做起。     

国家建设视域下“三农”战略的主题转换——基于农民主体性的视角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三农"战略是实现其国家建设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战略主题随着国家建设使命的转换而调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农"战略主题是农民,以服从于政权建设,农民主体性有限提升;建国后前三十年,"三农"战略主题是农业,以服从工业建设,农民主体性缺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战略主题逐渐从农业转向农村,以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农民主体性起伏不定。在当下城镇化的强势话语下,新农村建设有沦为"表达现实"之虞。理想的"三农"战略规划应当是体现新农民主体性的交往行为。     

社会中心论的范式特质与多重进路——以国家中心论为比较对象

理论范式作为解释社会政治事实时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其理论范畴集中体现着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其因果机制凸显了解释进路的多重可能性。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以"社会"和"国家"为理论内核来探究社会事实中的因果关联,开放出"由社会解释国家"和"由国家解释社会"两种相互对应的知识进路。在国家中心论的视域中,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呈现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范式特质,在多重分析进路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社会中心论的范式身份在与"国家中心论"比照中得以确立。以此为范例分析不同范式的差异和同一范式之多重进路,能够使我们形成理论范式的认知自觉,从而更好地理解既有的理论,进而创生出新的知识。     

中国珠宝行业背后的“潜伏者”--巨大经济动力

珠宝,是大自然对人类最美的馈赠,其稀有、耐久和恒美性便自古以是人们竞相追逐和收藏的目标。而在现代,珠宝业作为创造美、潜藏着巨大经济效益和拥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的行业更是人们争相涌入的热门行业。     

爱的激励——浅思“信”与“行”

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1:16);因为神不偏待人(罗2:11)。     

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性质与“学科”定位——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应用伦理学不是已有伦理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简单应用 ,而是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技信息化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新兴交叉学科群。应用伦理学运用描述、分析和规范的方法 ,试图面向问题、决策和行动 ,从微观个人、中观组织、宏观体制与超宏观全球四个角度系统研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既涵盖了传统的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 ,又和其他学科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对于很多应用伦理问题而言 ,不存在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案 ,对它们的把握和解决需要新思维、新综合和新创造。     

“基体说”:熊十力新儒家“本心”论思想探究——兼与大乘佛教思想比较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唯识论》的出版,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考察该书,熊氏虽然借鉴了大乘佛教境、行、果的次第,将释家成佛之路置换为新儒家的成圣之路,但其"本心"论思想却并非是对佛学的发展,而是一种根基完全不同于佛教缘起论思想的"基体说"。事实上,"基体说"在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熊氏构建自己思想体系时牢牢立足于此,对大乘佛学进行了融摄和吸收,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     

“美”、“乐”与“真”——《庄子·秋水》篇的一个视域

《秋水》篇以人对万事万物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为缘由,以破除"人"、"故"、"名"等的干扰和影响为前提而指向返归于"真"的。"美"、"乐"之存在以"真"为内在规定,又以"顺""游"为实践方式而达至美乐之境,从而整合成以"真"为本体,"真"、"美"、"乐"相统一的超越之域。     

从“自性”走向精神生命的“自由”与“平等”——庄子哲学理路解析

万事万物各具其理,其本原又与天地同归一气,气绵延统贯于万象,道承载于“天地之气”,“道体”亦即内在于主体的故有本性、规律。万事万物的本体自性俱足,无须孜孜向外求道,只需求诸于内。“自性”即主体自我反省时的迥然一念明觉,自性呈露既是“天道”,又是独具的“生成之理”,是“道”与“理”的统合。万物但能清虚自守,复归自性,“万物一体”之“道”即如如显现。纵然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所待,但当境自足,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万象归复自性,又实则趋向于“道”的秩序井然的宇宙论模态与本体论体系。由自我本性之朗现,人之自性与物之自性和谐感应,故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意见皆无不对,而得出万物齐同平等,主体精神生命“自由”实现的圆融哲学理路。     

重新认识“宗教与社会”——以宗教对欧美社会、国家的深层影响为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世界宗教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如经典作家一再强调:要从现实的社会、国家出发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问题;要把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要以经验条件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因为宗教意识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式相联系的。这些重要的方法论观念,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深邃的历史感。而欧美学界流行已久、且有广泛影响的"宗教私人化""宗教世俗化"理论,却囿于短浅的历史观,长期误导人们淡化"宗教的社会性",轻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乃至无视宗教对社会、国家的重要影响。因而,我们确有必要通过回顾学术史,重新认识"宗教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     

“一带一路”的伊斯兰因素与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一、＂一带一路＂的多重内涵与多种合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商业、文化与宗教交往的大动脉,凸现出中国作为陆上和海上大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传统。＂丝绸之路＂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共需互利＂、＂平等包容＂、＂和平精神＂和＂互学互鉴＂。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