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道寺庙壁画图像阐微

河北省万全县赵家梁村与怀安县狮子口村新发现的两座普明庙,是迄今为止少见的带有壁画图像的黄天道寺庙。壁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本文以壁画中的施善图像和布教图像为核心,结合方志、宝卷文献以及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相关壁画图像的解读,就普明祖李宾的民间形象与黄天道的创立、布教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部演述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宝卷——明末黄天道《玉律经宝卷》试析

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流传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渲染造势作用。自明万历十八年（1590）神宗朱翊钧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举国上下立即兴起了一股关帝崇拜潮流。作为这场信仰运动的思想回响,关帝家乡的黄天道信徒,以“玄天大帝”名义,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日,在山西一个名叫“松柏亭”的地方,采用扶乩降鸾手段,编写了一部《玉律经宝卷》。在该部宝卷中,作者不仅推阐了关帝作为“协天大帝”所具有的“上司天”“下辖地”“中司世”的至高至尊地位,而且还演述了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神圣事迹,因而在关帝信仰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郝大通的“易学天道”论

郝大通的"易学天道"论首先论述了道体先天地、生天地的前宇宙图景,其次阐释了天地结构及造物原理、万物属性,最后揭示了成岁原理及岁内、岁外的天道规律。他的"易学天道"论是其"易学丹道"论的理论基础。     

宋明理学中的天道性命之说及其伦理价值

天道性命之说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打通了天与人、内与外、形而上与形而下,从而使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具有了更多的形上内涵.理学家的天道性命之说超越了纯粹实用、功利的目的,而具有较强的伦理道德上的价值.它不仅探讨具体的道德规范、德目,而且还要进一步反思道德的超越根源和内在基础.这种"形上道德"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根源意识和超越意识.     

"天道"与生物医学技术的道德界限

生命伦理学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即缺乏有效规范生物医学技术有序发展的终极伦理依据.中国传统的天道思想具有一种伦理客观主义气质.通过对天道观念的开拓性解释,可以在理论上为诸多生物医学技术划定必要的道德界限.依天道而行,就会避免许多道德困惑甚至生命灾难.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深切怀念黄渥泽主教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员黄握泽主教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久久地在我脑中萦回。我同黄主教合作共事十一年,相聚相处二十年,其深情厚谊实在是难以言表。 黄主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他不仅在我市宗教界享有崇高声望,而且在社会上也影响深远。他的一生虽坎坷曲折,但生命的轨迹十分亮丽,令我深切怀念。     

竹简《文子》天道论初探

＂天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在竹简《文子》中,天道不仅是对于世界万物起源的认识,也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它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竹简《文子》的天道论继承了老子＂道生于有＂的思想,但否认＂有生于无＂,＂有＂是其终极。人的行为必须遵循天道。竹简《文子》中对于＂天道＂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阐释,也为后世很多思想家所继承。     

明代王学与道教

王学作为明代思想的主流 ,好之者不绝 ,而攻之者亦众。批评者经常讥讽王学为禅学 ,这可以说明王学与佛教的关系比较密切。虽然没有人批评王学为道教 ,但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时代洪流中 ,王学与道教还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来作一探讨。一王学的开山祖师王阳明本人与道教的关系就十分密切。王阳明曾自称与道教打了三十年的交道 ,《王阳明年谱》中不乏他寻访道士问道的记载 ,他与道教的交往记录明显地要比佛教多得多。王阳明从小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年谱》记载 ,王阳明十二岁时 ,“与同学生走长安街 ,遇一相士。异之曰…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管子》论“天道”与“人道”

《管子》中论述天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人行为的终极依据与价值本原、主宰人的超验存在。《管子》中也从君之道臣之道君臣之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又从人道效法天道、人道尊天道、人道顺应天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它告诫我们既重视天道,顺应天道、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也要重视人道,赏罚严明,有罪必罚。还告诫我们要注重人道顺应天道,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系辞传》与《黄老帛书》天道与治道之对照

本文主要分析《黄老帛书》中天道及治道思想,同时对比《系辞传》,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天道观上,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协调合作,并须遵循阴阳之道。在治道观上,两者均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取象。至于《黄老帛书》为实现治道所提出的执六柄与审三名的治术,在《系辞传》中亦不乏相应思想。相比之下,在有形的法度规范上,《系辞传》法治意识较《黄老帛书》为薄弱。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     

利玛窦的“友道”与“天道”

前言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再一次回首1600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南京洪武岗西面的明户部旧址教堂里相见时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千。当时的利玛窦身着儒服,只身居住在南京,以日渐熟稔的中国语言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往相交于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中间,并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不但以自己丰富、饱满的学识吸引着中国人,更是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常常向中国士大夫讨教儒家学说。试图用温和的文化力量来打动遥远的中     

黄老之学天道环周与《黄帝内经》营卫运行理论的建构

通过对黄老之学中"天道环周"思想的内涵及其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表述,以及《黄帝内经》中有关营卫运行的概括,分析两者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等方面的相似性,"天道环周"对《黄帝内经》中营卫运行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董仲舒君子“中和”治身观念的天道逻辑与运作机制

董仲舒吸收了上古方术、黄老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先秦儒家的治身学说做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与逻辑演绎,把“中和”之道视为治身的根本法则,突破了先秦儒家抽象化、境界化的“中和”观念,在天道宇宙图式中搭配阴阳、四时、五行元素,勾勒出动态、立体、有序的“中和”运行原理,为君子治身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坚实的信念本体。董仲舒把食、色两大本能欲求从道德领域上升至天道高度,以“中和”为人的两性结合与饮食节律确立行为准则。其中,养气是治身的关键,董仲舒强调以“内充”“自渐”的方法养人之和气。但是,天赋予人的生命潜能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天所设定的范围,就会对个体生命造成非自然损耗,人能否自觉顺应“中和”之道治理身体,将决定其寿命的得失长短。不同于孔子的命定论,董仲舒主张在天道法则与个体成长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合理张力,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论张载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天道论基础——兼论张载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在张载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著名命题。张载的生态伦理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乃至一致性,而这二者又都是以张载的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以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张载生态伦理观,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其二,"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和准则。张载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