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君子与秩序——荀子礼法思想论析

礼法合论是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显著标识。荀子从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视野来论礼,并通过以法注礼,强化了礼作为制度规范建构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秩序建构的客观规则。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特质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者,荀子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是以法补礼、以礼统法,即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推动礼所规范下的差等秩序的实现,以礼的差等性原则来统摄法的普遍性精神;二者,荀子通过对治法与治人以及良法与君子关系的辩证认识,既重视礼法的客观性规则,又十分强调人在礼法制度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作用。     

荀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新探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倾其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荀子在其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融合诸家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观,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欲从荀子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荀子的礼法思想在教育中的地位、荀子的教学思想三方面加以论述。     

《管子》与《荀子》思想之比较

《管子》和《荀子》是先秦的两部重要典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本文对《管子》和《荀子》从天论,王霸,礼法,群臣,心术和富国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的联系和区别,作者认为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对荀子有着深刻的影响,《荀子》包含着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和扬弃。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

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忽略“法”的作用,即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略述荀子的道法自然观——兼论荀子思想以道释儒的特点

学术界关于道家与荀子关系的研究颇多,对其中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研究则相对匮乏。"道法自然"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荀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由他的"道"论和"自然观"组成,体现出"道法本身的自然"特点,并以此来指导他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突出人为因素,并用儒家修养方法和"礼法并举"的思想改造自然人性和"无为"政治,是一种以道释儒的过程。荀子"以道释儒"使"道法自然"观与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契合,对汉代儒道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

先秦时期,把儒家的礼治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首推荀子。而荀子的礼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叛逆色彩,对于传统是一次带有革命性的质的飞跃。他强调"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系乎王霸大业;阐明礼制目的在于修齐治平,提出"定分"及其标准,鲜明反对世卿世禄制,主张以德才为定分标准,并勇敢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民主性思想。荀子的礼治思想是对传统世袭制的巨大冲击,是对封建君主权威的公开挑战。庶民有帝王之才则应为帝王,这种大胆而极有见地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     

合群之道——《荀子·王制》中的政治哲学取向

荀子将"群"视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点。作为人存在方式的"群"不同于单纯的"共在",而是以有序化的生存为其形式,这种存在形式以"分"为条件,后者同时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以"举贤能"为主张,荀子将为政过程中实践主体的作用提到重要地位,但同时又肯定礼法的普遍规范意义,由此确认了贤能的政治理念与礼法的相互关联。就礼法的作用而言,荀子反对"法法而不议",注重普遍原则和规范与具体情境的沟通。合群同时涉及天人关系,真正意义上的"群道"不仅旨在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而且意味着从更广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达到天人合宜、人际合序。     

荀子法治思想研究

<正>荀子"隆礼",但又"重法"。他往往将礼法并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刑"也就是"法"1。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礼义和法制,"礼"和"法"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至",极,使……成为最高。"至法",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说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正常,就会太平。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礼治主义是荀子政治学说     

"群分"视野下的"治道"--荀子政治哲学解读

荀子以经验的进路,基于“群分”的视野,在性恶预设的基础上,凸显了礼义在建设一个和谐、有序和稳定的社会群体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了以礼治为主干的“治道”。同时,荀子又援法入礼,礼法并重,赋予了儒家政治哲学以现实操作的品格,从而使其现实地运作于历代王朝的政治管理中。     

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孟荀之争

士大夫兼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儒家士大夫的丰富思想光谱,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思想视角。"士"的独立性、理想性与"大夫"的依附性、现实性,使得儒家学者形成不同的思想形态,导致旨趣各异的学派形成。孟子、荀子的思想差异,就是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孟学、荀学在良知自觉与礼法制度、王道与霸道、为师与为臣等方面均形成思想差异,均与他们对"士大夫"社会身份的理解与认同相关。     

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     

自主的能力与“人成”的困难——荀子人性论探赜

荀子人性论不仅是目的论,更因主体择善的偶然性与习善的过程性,成为一理想。人性中无先天之善,却先天禀有为善之能。通过积习礼法,善性由外到内的化成,此即"内化的生成、生成的内化"。善不积不成,性不为不化。善性乃"性伪合"之再生,因与初性或"朴"性内容相异,我们称之为"第二性"。荀子之性非静态的善恶规定,而是动态的过程。由"朴"性到"第二性"依赖"化性起伪"。此工夫必然经由人心的先天结构,通过外在礼法对人的规范与指导而最终实现"性伪合"的善性。善性乃被构造或综合的再生,而非当下的直接呈显。善性的形成过程有两个困难:圣王与礼法制度何者在先、人在当下不能必然选择善。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     

荀子思想的黄老意

黄老学是战国中后期主流思想流派,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先秦百家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总结,提炼出"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以"一天下"。作为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深受黄老学思想的影响:在本体论上以"道"为基,衍化"天""气""性""礼""法";在认识论上以"虚壹而静"为方法,"解蔽"心灵,以加深对"道""礼""法"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以"道治"为基础,衍化出"道法""礼法"等治道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隆礼重法""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认识到荀子思想的黄老意,有利于澄清学界对其思想的误读,了断学术纷争,提高对其思想利用的精准度和效率,于现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一定启示意义。     

荀子的军事思想

荀子的军事思想姜国柱战国末期,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长期兼并战争,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趋于形成,荀子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的学说,把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推到了时代的高峰,而成为先秦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他的兵论,亦颇有...     

荀子的犯罪心理学思想蠡测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在中国古代犯罪心理学思想史上,荀子的思想不仅比较丰富,且颇具特色。本文从犯罪心理的原因、犯罪心理的预防以及刑罚心理等三方面探讨了荀子的犯罪心理学思想。     

盲视与洞见——《荀子·非十二子》今读

《荀子·非十二子》顺应了当时天下学术总归一统的思想潮流,同时也以不容异己之势遮蔽了自身学术思想的好多问题。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荀子批判十二子的诸多论点盲视与洞见并存,与其自身的学术占位、理论体系和现实政治关怀密不可分。他的立论呈现出那个时代知识思想和政治权力难分彼此、相伴相生的原生态,并对后世知识分子言说与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韩李之比较研究

<正> 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和韩、李虽为师生关系,但他们的思想学说却颇不相同。因为韩、李曾经师事过荀子,所以向来不少论者认为韩、李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治思想,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有人明确提出,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上由礼到法过渡的桥梁。有人把秦始皇、李斯所实行的一套政策,也说成是来源于荀子的学说,甚至把焚书坑儒的责任也算到荀子的帐上。谭嗣同指责荀子的思想“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仁学》)。梁启超也说:“曾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