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与易学

易学是清代词学重要的理论源泉,在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中,无论是词的创作心态、技法,还是词学审美观、词学诠释学,乃至词学的发展史论等,均受到易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易学中的“修辞立其诚”、取“象”、“阴阳刚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色自然、变通发展的理论均渗透到词学领域,滋润灌溉了清代词学.     

论王阳明的立诚说

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立诚说,旨在对治虚伪的世风,并用诚意统率格物以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流弊。其立诚说包括诚和立诚二方面内容:诚是天理,涵物理和伦理,它是心之本然状;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义。发明致良知后,王阳明的立诚说有新发展,一是申明诚是万物的存在依据,二是立诚说由之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向关注道德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终究没让立诚说而是奉致良知说为学术宗旨,立诚说终被致良知说所含纳,这是因为:立诚说须以良知及其发用作为其终极根据;致良知说是对立诚说的传承和发展,且比立诚说博大和精致。     

“谎言”美——闲话功能假信息

语言美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诚实”。所以人们常常说“修辞立其诚”。本文题为《“谎言”美》,正好是来了一个“反传统”。——“谎言”能“美”得起来吗?其实,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娟妓为社会公害之一,然而外国有个茶花女,中国也有个杜十娘;连盗贼也有所谓“义盗”、“义贼”之说。“谎言”也应作如是观,所以给它加个引号,以示“特殊”或“例外”之意。下面就让言语事实来说活吧。话剧《于无声处》里写“四人帮”     

《论语》中的“诚”与“信”

在《论语》中 ,“诚”字凡 2见 ,“信”字凡 3 8见 ,诚、信连为一词组者未见。“诚”字 2见 ,一为《颜渊》篇“诚不以富 ,亦祗以异” ;一为《子路》篇“诚哉 ,是言也”。这两处“诚”字或做副词或做动词 ,都可解做真正、真实 ,无一做德目解者。“信”字的情况比较复杂 ,有做动词解者 ,如“朋友信之” (《公冶长》) ;有做副词或形容词解者 ,如“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宪问》) ;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德目出现 ,其例甚多 ,不胜枚举。大致说来 ,“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 ,其主要含义和适用范围是 :(1 )言说真实无妄 ,重然诺 ,如“与朋友交 ,…     

试论宋明“诚”论的发展

宋明“诚”论以周敦颐的“诚”论为逻辑起点。周敦颐以“诚”为宇宙本体“无极”体现于人和万物所形成的人、物之性。嗣后,程朱以“实理”、人性或“实心”规定“诚”,陆王则以“本心”或“良知”规定“诚”。与此不同,张载把“诚”规定为“天道”、“天德”及其二者的统一;胡宏又赋予“诚”以真理性认识的规定;最后王夫之总其成,把“诚”规定为“实有”,并多层次地将其展开为“实有”之体、“实有”之性及其二者的统一,从而对宋明“诚”论作了理论总结。至此,宋明“诚”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并大致体现出如下共同的理论特征:把“诚”的规定从天道引申到人性,最后使人在“诚”的道德境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自觉。宋明“诚”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认识前进运动的一般规律。     

《周易》"有孚"新论

<周易>"有孚"一词,未见于他经,其义不易索解,历来聚讼纷纭,本文尝从文字之形、音、义,商周之h辞成语、祭祀文化,先秦之文献征例,及<易>之卦象、辞例诸项,论证"孚"当训作"保",以就正于方家.     

《大悲咒》拉丁体梵音还原

一、略说“咒”义“咒”是梵语“漫怛罗mantra”的意译。这个词原指《吠陀》诗集四句一首的赞歌或颂诗和《梵书》的祈祷语言;后来,发展为婆罗门教咒术的专用术语,即对神灵默祷的秘密词句。佛教,特别是大乘密教,把它继承过来,并发展为不限文句长短的祷辞。佛教在沿用“漫怛罗”一词的同时,还给本宗的咒语创造了一个专用术语“     

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孔子的言语伦理思想

"修辞立其诚"是儒家言语伦理学构建的核心命题,它包含"非礼勿言""言必及义""无征不信""言之必行"和"时然后言"等言语伦理原则;儒家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实际上是传统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在言语问题上的反映,这种以牺牲言语效用价值以维护言语道德价值的致思取向,对当代言语伦理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易》与"楚辞"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周易》“卦爻辞”与“楚辞”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易·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盲近旨远的特殊语体。“楚辞”的得名,正由于此。     

汉语"是"的形而上之谜——"是"为什么发展为判断词?

汉语判断词“是”的问题 ,历来是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 ,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 ,有关的诸多问题仍然是一大谜团 ;近年来 ,“是”又成为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哲学界的讨论 ,与我们讨论了整整大半个世纪的汉语判断词“是”的问题有密切关系。当我们超越传统语言学 ,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而又以严格的语言科学方法来探讨“是”的问题时 ,我们发现 ,“是”之所以发展为判断词的全部秘密就在于 :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西语 (本文在未加特别说明时以英语为例 )ｔｏｂｅ相当 ,即集形而上学之本在、存在、存在者三个核心观念于一身。一　ｔｏｂｅ与形而上学…     

《周易》修辞观述论

《周易》是中华传统经典中的重要文献。《易传》最早将"修辞"二字连用并多次涉及到语用与修辞问题,其所体现的修辞观大致可概括为一体、五式、二特色:"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实践同道德提升密切相联,二者相辅相成,进而去建立营守功业,是《周易》修辞观的宗旨;求实信、遵伦序、善婉曲、务节慎、合语境,是《周易》提倡的修辞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将修辞与道德养成相结合、辩证发展,是《周易》修辞观的主要特色。     

真诚也需要努力

正翻开《易经》,乾卦《文言传》里有两句有关"真诚"的话,值得我们参考。一是"闲邪存其诚",二是"修辞立其诚"。合而观之,或许颇有深意。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把上下文一并列出,再作清楚的白话语译。先谈第一句。原文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白话为:"平常说话都能守     

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诚”与德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诚”是至高的德性;(2)“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3)“诚”是其他诸德之体。     

关于弗雷格"Bedeutung"一词的翻译

作者详细考察了“Bedeutung”一词在德语中的标准意义,以及弗雷格在其著述中使用它的各种情况,并仔细回顾了在英语哲学界对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所发生的争论及其理由。他不太赞成把“Bedeutung”译为“meaning”（意义）和“significance”（意谓）一类的词,他还反驳了支持这类译法的三个论证。“公正地讲,‘reference’（所指）和‘refer to’（指称）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翻译。”他区分了“Bedeutung”的水平意义和垂直意义,前者是指语言表达式相互之间的关系,后者是指语言表达式与语言之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弗雷格更多地从“对象”的意义上使用“Bedeutung”一词。鉴于弗雷格使用“Bedeutung”的模糊性和怪异性,作者建议用“reference”及其近似词来翻译“Bedeutung”及其近似词,它兼有“指称”（作为关系）和“所指”（作为对象）的模糊性;并把该德语原词置于相应译文之后的括号内。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     

关于《易传》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兼论《易传》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易传》作者有意表明了对《易经》的研究与评价的立场 ,《易传》文本包含有关美学—文学思想的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拾遗补阙 ,论述《易传》之“美”有美在自然、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美乃自然而然、无所为而为等方面的内容以及阴柔之为美及其含蓄的特征 ;又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意义及其影响 ,关于“衰世之意”、“忧患”著书的意义及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等等。论述结合了与古今中外美学—文学理论的比较 ,加强证明了《易传》实为《文心雕龙》之先导 ,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论词类活用的修辞效果

词类活用的修辞效果问题,是目前尚无人深入探讨和专文论及的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词类活用的修辞效果,希望能引起汉语语法、修辞学界的重视。陈望道先生指出:修辞“大体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又说:“凡是成功的修辞,必然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说写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同上)可见,修辞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选用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以求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的积极活动。据此,我们认为:词类活用既是语法现象,又是修辞现象。     

修辞的逻辑——语言逻辑漫话之七

1 修辞与逻辑学习语言逻辑,即使掌握了从词项到语句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模态词和模糊语句的处理,但当应用于实际的时候,仍然会感到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语言分析和语言使用的分析并不是同一件事;而语言使用一亦即言语,属于修辞的范围。也就是说,语言逻辑如果不研究修辞,那也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伏羲"六峜"考

“六峜”在中国古籍中仅见于《管子》.对“六峜”一词的解释,近、现代研究《管子》的学者均释为“六法”或“八卦”.本文对“六峜”提出新的释义,指出“六峜”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始祖”伏羲在“立周天历度”中所创造的对八卦的一种运用方式.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