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苦中作乐”还是“乐中之乐”?

当代学者基于幸福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指出孔颜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带给他们的不是乐而是苦,孔颜二人只有或超越或辩证地转化这些外在条件才能获得"道德之乐"。从这一幸福观出发,"孔颜之乐"就是从"物质之苦"中获得的"道德之乐",是"苦中作乐"。而从《论语》文本出发,孔颜二人拥有知足常乐、视贫贱如富贵的幸福观,他们能够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幸福。在这一幸福观下,"孔颜之乐"不仅是"道德之乐",亦是"物质之乐",即是"乐中之乐"。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慎独"论之诗学渊源

“慎独”论来源于孔子及其儒门对《诗》之解读与阐发,然后由诗学话语转化为整个儒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即“慎独”儒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到理性、从诗学到哲学的渐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层累”递进的过程中,“慎独”被赋予了许多新的不同层次的内涵。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论中国道德的精神

实现道德现代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有两个不可逾越的理论阿题：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转换点与结合点是什么？为什么传统道德能对中国社会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它与社会生活的切入点在哪里？这些问题,当然可以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存在中我到答案,然而,作为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道德自身的逻辑原理中获得本源的解释。这些问题的秘密,深藏于中国道德特殊的精神取向与原理中。中国道德的精神是什么,或者说,中国道德的精髓与真谛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德”“得”相通。“德”“得”相通是中国道德精神的最本质的表述,…     

法相唯识学中的"无我唯法"论

无我唯法论在法相唯识学中与万法唯识论同样重要。瑜伽行派经论继承阿含经五蕴非我说;通过分析诸蕴所显所依我事,不再限于有情主体而明确法无我义;并以“依相立法”的方法确立的无我后所唯之圆成实相所显清净之法。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才使得理学家借用儒家原有思想资源对此一问题深入诠释，发展了儒学的境界论。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重思感性活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感性”是康德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但康德看到的是“活动的感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的活动”。从表面来看，这只是词语的颠倒；从内在机理来看，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活动的感性”引申出科学知识与道德信仰的划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感性的活动”则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彰显着实践活动涵摄认识活动的一体关系，其理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人对自然合理性态度的形而上学根据只能是“感性的活动”,它内在蕴含着“人应当怎样行动”的绝对道德律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凭借人的理性能力确立的改变世界所应遵循的普遍价值原则之一，对人的经验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范导性作用。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鬼月"话"鬼"

每年阴历的七月,人们俗称“鬼月”,民间至今还流传“七月半,鬼乱窜”的迷信谚语。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传言更为离奇,据说这天鬼魂全出,人们不可乱走,更忌出远门。倘若碰到鬼魂一年都将不吉利。鬼从何来?其实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一般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但却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是头脑中所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论科学之"善"

科学之“善”最深层次的内涵乃是现代科学在本性上所具有的“优越”,而科学的自成目的使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成为可能,这是科学因其自身而固有的善。科学之“福利”与科学之“德性”(智慧),是在“对人有用”或“令人愉悦”的意义上而成为“善”的。在科学之“善”的概念内涵中有异常明显的两难。只有当我们真实地注意到那在科学的实际进展中愈来愈令人不安同时又是不可回避之物之时,科学才可能是优越的、自由的(自成目的)、有用的、令人愉悦的。     

“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