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中的关系探究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精简和职能转变的加快,以及党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目标,各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必将快速地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并且逐步与政府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关系,亦将成为公共管理的生力军。本文对这种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基础性的关系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基于合作与责任理念的治理关系是如何形成合作与责任的机制。文章明确的阐述这是一种人类社会治理的主导价值观,与此而构建的责任共同体是怎样运转成规制模式的治理关系。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组织参与卫生治理的形式与途径探析

有效划分卫生领域中各主体权力与责任的边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有效合作治理方式是当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程。通过文献综述将卫生领域中社会组织划分为利益集团、从业者组织、社区组织、与健康状况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五种主要形式,将其活动方式归纳为参与政策活动、提供服务和参与治理三种途径,并通过相应案例予以印证,以增进对政府与卫生行业组织关系的理解,加强和创新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卫生治理水平。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学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强化道德约束"、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重要举措。发挥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是实现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我国长期社会管理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确立社会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二是强化人的内在约束;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四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伦理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党组织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广大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来实现的。伦理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作用必须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这表现在伦理与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     

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

社会治理有多方面的含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层面是服务,这既包括对有需要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直接服务,也包括以改善他们的困境而进行的政策倡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其发挥治理功能的机制是网络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要真正有效地发挥网络型服务治理功能,需要政府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工作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促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创新研究——以江苏H市为分析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全球性治理结构变革的趋势相一致,是一个从政府管理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向多元化治理秩序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与公民行为失范等矛盾也进一步凸现。本文以江苏H市为分析视角,遵循政府公共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政治逻辑,并在深入阐释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公共治理契合性的基础上,全面阐述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与公共治理的角色定位,以政府公共治理理念为视角,提出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发展路径。     

浅析影响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影响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因素从宏观层面看有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政治和宗教文化等,从微观层面看有贫困、社会资本、教育、就业和人口流动、歧视等.研究社会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揭示艾滋病流行根源,制定科学干预策略,也有助于反思当前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社会治理视阈下执政党角色伦理探析

执政党角色伦理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契合的权责伦理定位、伦理期待和党员行为道德规范。党的性质、宗旨和多元社会治理理论以及解决社会治理主体不清的现实诉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说明了我国执政党角色伦理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我国执政党角色伦理社会治理的权责定位是领导、服务和社会整合的枢纽;伦理期待的价值指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行为要求是先锋模范的表率,实践标准是政治绩效,共产党员必须认同组织宗旨,坚守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     

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的发育

本文把慈善组织的发育置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了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之间的关系,认为慈善组织的发育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但在当前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在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以社会化服务为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发育受制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应当在慈善立法、弘扬慈善文化、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浅析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治理

宗教极端主义并非宗教,而是宗教政治化的产物。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边疆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是"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治理宗教极端主义需要追根溯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思维,注重政府、公民和社会的共同参与,是一种动态、主动的治理模式,可以在当前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困境、成因及完善思路

志愿服务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育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发展迅速,但还存在着一些困境,表现为总体规模不大、组织化程度不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这些困境与志愿服务的制度建设滞后、治理模式缺乏及一些错误的观念相关。我们应当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四个方面,努力更新志愿服务观念、完善服务机制。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社会企业综合价值的实现模式:以幸福银行“熊猫村项目”为例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公益性经济组织,兼具社会性与商业性,虽以商业手段盈利,但其最高宗旨在于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善。在Jed Emerson的综合价值理论中,社会企业追求的价值是一种多维的、具有融合特质的"综合价值",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价值成分要素。综合价值的三个价值层面具有互嵌性与耦合性,能够激发单纯的价值叠加以外的效益。社会企业的综合价值实现模式通常包括独立运作项目、影响力投资、与社会组织合作三大路径,而现实中三大路径时有重叠混合。基于社会企业"幸福银行"在四川省开展的熊猫村开发计划,可以透视我国社会企业综合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典型模式以及困境,并从中获得模式改进的一些重要启发。社会企业的综合价值实现模式需要在融合、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以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困境及出路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合作存在重重的困难和障碍。保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顺利进行,要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科学定位,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思想环境;要转变政府职能,拓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另一类社会治理组织,属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部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持有一定距离,既包括政治倾向较强的组织,也包括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平衡和安定具有极大的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调整体系探析——以代理理论与双阶理论为分析视角

基于法经济学代理理论,政府购买服务因其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代理人、政府作为公众(服务对象)代理人均呈"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而面临法律调整困局。基于行政法学双阶理论,政府购买服务乃私经济行政行为,其于政府资助决定与社会组织履约阶段分属公法与私法行为性质,各采公法与私法调整模式。破解其法律调整困局有赖遵循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与保障社会组织及公众权利行使以抑制其代理人机会主义的理路,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管制、社会组织对政府加以制约、公众(服务对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予以监督的法律调整体系,依政府资助决定或社会组织履约之阶段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调整方式,优选适用公权管制与规控或私权限制与保护的制度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