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

通过对清代乾嘉学者焦循的“理本自然”、“名起于法”、“数在形先”等数理思想的剖析 ,探讨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的关系 ,可知他的数理思想是在人类已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摆脱陈规旧习的束缚 ,提出新的假设或理论 ,从而为我们重新评估乾嘉学术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事求是”作为经学阐释命题的展开——乾嘉汉学的阐释学考察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作为主流话语,可以视作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在阐释学的视域下,这一命题或可细分为"实事求是者"(阐释主体)、"实事"(阐释对象)、"求"(阐释方法)与"是"(阐释目标)等几个方面。而其具体内容亦可简括为只要自己("实事求是者")从坚实的、客观的阐释对象("实事")出发,通过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阐释方法("求"),就能将客观的经文、经义或儒道("是")阐释或还原出来。通过尝试性地展开这一命题,它所内含的一系列问题也会逐步显现。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质一直存在着学术以"为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清人编选的乾嘉诗歌概貌

清人编选清诗总集比之其他任何朝代选同时代诗人诗歌的数量都要多,且众体皆备,内容丰富,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内涵及特征.仅以乾隆、嘉庆时期来说,现存清诗总集中有关乾、嘉诗歌的辑录约有60多种,其中地方性诗歌总集占了绝大多数,分布地域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如欲全面考察乾嘉诗坛,仍应以全国类诗歌总集为主,现存这类总集较重要的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符葆森《国朝正雅集》、王豫《群雅集》、王昶《湖海诗传》以及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等.     

清代乾嘉学人论宋儒“图书”易学

清代乾嘉学人继承了清初以来批评宋儒"图书"易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也表现二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是通过批评宋儒"图书"易学这一途径来完成向汉易探求的转换,同时对其"先天"、"太极"之学所显现的思想内涵也着力予以维护,其"图书"易学本身已由文献的真伪诘辨,逐渐转向阐发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并且从哲学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图书"易学。二是从本质上颠覆了宋儒的"图书"易学,虽然貌似回归传统的象数之学,事实上却是创拟了一种有别于宋儒"图书"易学的新"图书学"模式。     

焦循批校《孟子注疏解经》考论

焦循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所撰《孟子正义》被誉为清代《孟子》学的集成之作。焦氏批校《孟子注疏解经》,是其撰著《孟子正义》的重要环节。从识语内容出发进行考察,可知其特点有二:一是以考释、校勘赵注为主,反映了焦循治学之倾向;二是深受乾嘉学风影响,受容乾嘉学术成果。此两点皆为其《孟子正义》所集成并进一步发展。     

论阮元对孔孟伦理观的阐发

阮元是乾嘉汉学家中注重义理阐发的学人之一。他依据经传本文及汉儒遗说,提出孔孟之"道"是以"尔亲我爱"为核心义涵的"仁",践行孝悌之道是实现仁道的第一要务,以礼为准绳、以中和为尺度节制与人性伴生的情欲则是以仁孝治世的关键。他对孔孟伦理观的还原性考释,意在矫治宋明理学"虚悟远求"的积习,发扬孔门重实践、求实效的宗风,实现儒家伦理学修己治人、保民济世的效能。     

向往在乾嘉之间——叶德辉《经学通诰》析论

《经学通诰》作为叶德辉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是研究晚清民初经学演变史的重要文献。《经学通诰》纵论清代经学的源流,总结了乾嘉学者治经的方法,从经学史的角度反击廖平、康有为的学说,同时也开列治经书目以回应《书目答问》。     

气学——明清学术转换的真正开启者

关于明清两代不同学术典范的转换及其成因,学界或者以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来说明,或仅仅诉诸明清改朝换代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外缘性的条件。只有从明代理学的总体走向出发,尤其是从朱子理学到明代气学发展演变的内在理路出发,才能揭示从明代气学到乾嘉汉学的一贯性;而气学本身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阳明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其本身所突出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实然求知趋向,不仅表现了其与乾嘉汉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其对明清学术典范转换的开启与促进作用。     

龚自珍论乾嘉学术: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

乾嘉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折的关键时期,本文以龚自珍为中心,讨论乾嘉学者如何反省、定位清儒自清初以来的学术分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阐释清代多元学术现象的意义.     

清乾嘉之际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

本文对乾嘉之际白莲教起义的历史地理背景、白莲教"襄阳教团"之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襄阳教团"的地理分布分为襄阳城与樊城附近,以三合镇、双沟为中心的襄北平原及以黄龙垱为中心的襄东南低山丘陵区三大块地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空间结构可分为直接影响区域、间接影响区域及联系交流区域三个层次.直接影响区域的空间结构又可分为最高中心地、二级中心地及三级中心地三个层面.在白莲教的传播与空间扩散中,经济-贸易流动体系、短距离的移动及长距离的移民发挥着重要作用,可知"襄阳教团"中的经济-贸易体系与行政区划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尽相符之处.     

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部分,笔者尝试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乾嘉学术中皖派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做一理论总结与概括,即将其"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的方法概括为语言学方法,将其利用经学研究过程重视以知识说经的实证方法,和"大其心",精其心,以与圣人之心相遇,从而理解天地之心,进而理解...     

20世纪墨学研究述要

墨学乃先桑显学,惜至秦汉,几近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由于校勘经书的需要,方有学者校勘《墨子》。清末,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集清代学者《墨子》校勘之大成,《墨子》书始可读。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标志着20世纪墨学研究的开始。     

从庄存与到康有为:经学、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演变

随着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五经便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一直起着主心骨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它与统一思想、整饬人伦和建构制度这三者的密切关系上。经学在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形态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末,经学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乾嘉期间,政治相     

马克思论宗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无神论宗教观形成的时期。宗教和宗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针对从宗教的、哲学     

构建和谐社会对思想道德建设的诉求

思想道德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着教育引导作用,是形成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发挥着激励凝聚作用,是形成和谐社会的创造活力和精神动力;发挥着协调沟通的功能,是形成和谐社会的平衡机制;发挥着规范约束功能,是形成和谐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重要渠道。     

浅谈自然的潜力——福建土楼的启示

聚落的形成常常被解释为是自发形成的,是偶然性的集合。而实际上,当把聚落诸要素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研究分析时,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形成很难用偶发性的结果来解释,相反,聚落是人们在其所在的场所——自然的激发下精心设计的结果。这种激发性来源于自然的潜在力量。在对福建客家土楼的考察调研中,这种自然的潜力不断地得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