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合一与诗乐合一——朱熹与邵雍文学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邵雍是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理学家中的重要诗人。在理学家中,邵雍诗数量最多,朱熹诗艺术水准最高。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文学本体论。与朱熹过于谨严的"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不同,邵雍提出了"诗乐合一"的本体论主张。这是理学诗学观的两种重要理论形态,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理学流派差异性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理学家个性差异的表现。     

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点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以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主线来编纂的,它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辨析了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关系,是我国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关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史专著。北宋初胡瑗、孙复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张、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的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以来洛学之大成,故学者以程朱理学并称。与此同时,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别立心学一派,经元代朱陆合流,其学式微。明初陈献章承其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至明中期,王守仁继起,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故学者以陆王心学并称。故米明理学之发展演变史即程朱、陆王两派的盛衰史。而两派的学统均溯源于濂、洛之学,故自南宋以来,和会两家学术异同之风不变。《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编纂,它的理学史观点,均符合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陈景元《庄子注》中的道论

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在<庄子注>中对庄子之"道"作了新的阐释.他重点阐发了道体虚无、生化万物的特点,并将气、理等概念引入道论之中,上承隋唐重玄余绪,下启宋代二程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从心、神、精、气的角度对道教修炼之道的发挥,也对宋元道教内丹学说产生了一定影响.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宋末元初理学家的学术路径及其诗歌创作实践

宋末元初,朱熹闽学开始占据主流地位,陆九渊心学一派亦有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理学家的学术路径主要在于:除了在理学若干范畴和命题精义方面的探讨有所突破外,理学诸贤还对朱陆之别、儒释之辨、原始儒学与理学的一体性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而此期理学家的诗歌,除了承继前辈理学家的诗歌主题之外,其"明理"类型诗歌已有融合"道问学""尊德性""求道"等主题诗歌的倾向;"讲学体""语录体"等诗歌作品大量出现;重诗统、推崇文人诗、重诗艺等也成为此期理学家的诗歌追求。考察可见,此期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实践,与理学家的学术路径走向具有显见的紧密关联,但亦有不一致的情形存在。     

胡瑗“明体达用”辨

胡瑗之学今多被概括为"明体达用"。该说元代始见,流行则要迟至《宋元学案》成书之后。历史上一般以"明体适用"称之,而胡瑗本人则罕论体用。胡瑗"明体达用"之说,是将胡瑗理学化的产物。在"明体"内涵逐渐被理学家窄化的同时,"达用"又因理学此方面稀缺而被日益夸大。胡瑗被理学化,源于中国古代重治体轻治法的传统。     

“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刘敞的性与天道之学及其意义

北宋经学家刘敞被视为"经学变古"之重要引领者,然其经学思想中所具"性与天道"之学却蕴而未彰。刘敞于《论语》注解中阐释了性、仁、圣、道、理、中等范畴,对儒家道德形上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并未建立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且有以道解儒的驳杂性,然刘敞思想对理学演变确乎产生了促进作用,显示出北宋前期经学转向对于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吕祖谦的经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程颢、程颐、张载等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伦常扫地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以求义理和天理为标志的理学思想体系.     

清儒雷鋐的理学背景及正学观述略

雷鋐是清代中叶程朱理学的承学之士,由其师蔡世远引导,初登朱子学之殿堂,又承学于张伯行、李光地、方苞、沈近思等一批康雍时期理学名师,渊源有自,奠定了他终身崇尚、阐明程朱理学的学术取向。雷鋐尤其注重治学的循序渐进方法,他思索正确进入程朱理学的路径,并尝试为诸生建构一套理学学术谱系。雷鋐认为陆王之学走入了"阳儒阴释"的歧路,而科举"帖括词章之习"只会消磨理学家"居敬"的本色,此二者正是理学发展的两大障碍。雷鋐倡议当下理学家们共同"振兴正学",走"居敬穷理"的道路,发展正统的程朱理学。     

《北宋礼学研究》出版

<正>刘丰著《北宋礼学研究》一书于201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以哲学思想分析为主线,并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宋代新兴的理学与传统礼学     

论宋代“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

本文较系统地考察了两宋时期浙学与理学诸流派之间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了其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特点，认为在北宋中后期主要表现为理学思潮开始传入浙江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浙学的兴起；南宋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浙江各理学流派和反理学流派的相继形成以及由此促成浙学与理学的全面融合与冲突；南宋后期则主要表现为浙学向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全面回归和发展。这表明，浙学不仅深受理学的影响，而且对理学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同期理学与各地方学术关系的一个缩影。     

程若庸“心学”思想及其意义——以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宋元之际理学家程若庸《增广字训》精选前贤人心道心之说,并加以总结、反思,体现了兼容并取、继承批判的特点。他兼引程子与朱子对人心的不同观点,吸收黄榦颇具争议的喜怒哀乐为人心说,采用黄榦人心道心犹如道器的相对相即双重关系论。引入“气未用事”说作为考察一心是否分化为人心与道心的指标,反驳道心为未发、道心为性、中为未发及静处用功说,倡导动处用功。他主张“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的心理相涵论,提出“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彰显了心对于道的实践能动性,以至被误认为心本体论。他主张欲有善恶之分,不能概以欲为不善,赞同“即欲以求诸道”和理欲同体之说。程若庸的心学思想体现了融通和创新精神,影响了元代以来的朱陆合流之说,在宋元朱子学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故研究程若庸的思想对增进理学范畴的认识及宋元理学演变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

明清之际,盛行已逾百年的王学弊端丛生,由王返朱的理学家张履祥,被认为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其"尊朱辟王"思想通过吕留良而影响了陆陇其等理学名臣,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运动。通过考察这三位学者之间的交游与思想承继关系、"尊朱辟王"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将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过程梳理得更加清晰。     

思想与政治——周必大与理学关系考辨

南宋中期政治家周必大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思想上,他最初与理学亲切认同,后来随着与张栻讨论、辩论、争论的进行,他逐渐转向北宋儒学注重实务的立场,最后提出"守道不如守官"之论,明确反对理学所崇尚的道;在政治上,他最初与理学派相互合作,共同反对近幸势力,但后来他逐渐妥协于近幸,并接近、融入官僚集团。从这一意义上讲,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认定周必大为理学士大夫的观点值得商榷。     

南宋元明时期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略论

南宋元明时期的高僧大德,率多沿袭北宋延寿、契嵩、赞宁、智圆等人的做法,为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继续高扬"三教合一"的大旗.与同时期的理学和道教相比,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在于多从三教关系的和谐出发提倡三教一家,且多以佛教为高为优,强调有差等的三教合一.应该说,"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在今天这个文化更为多元的时代,颇具现实意义.     

“活泼泼地”发微

"活泼泼地"是宋代以降的理学家与禅师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在禅宗语中,与之相同的还有"活鱍鱍地"一语。此语本是宋代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俗语,理学与禅宗都是直接将其从俗语引入释经,而两家之间则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理学家只使用"活泼泼地",几乎从不使用"活鱍鱍地";两宋以前的禅师多用"活鱍鱍地",很少使用"活泼泼地",两宋以后则两语并用。理学家所使用的"活泼泼地"具有自然灵活、广布充满、秩序层次等三点含义,而禅师所使用的"活泼泼地"或"活鱍鱍地"则只有自然灵活一义,这是儒、佛两家在使用此语时的根本不同。     

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

<正>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北宋以来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重要的理学著作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统治思想的主要经典依据。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然而,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史家。他的《伊洛渊源录》一书,就是理学史的开创之作。这个问题,过去研究朱熹者,少有论及。本文试就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探析以“真”为美的北宋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但是并未脱离人物。直到隋唐时期,山水画才成为独立的画科,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山水画的高峰是五代宋初,且统治者还建立了书画机构——画院。其山水画追求以"真"为美的美学理念,将艺术主体的情感表达寄托于山水,感悟山水的精神内涵,从而将自然美上升为艺术美,展现宋代山水以"真"为美的审美意趣。北宋山水画以"真"为美的体现需从以下三方面论述:一是从古代哲学与山水画理论的发展来论述"真"的定义;二是从理学与画家作画的态度探讨北宋山水画追求"真"的成因;三是以"真"为美对后世的影响与对当代画家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