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以生言性”为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此乃所谓“生之谓性”。由于受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学术界往往认为“以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个旧传统,而孔子之后,子思、孟子所开启的则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义理之性,是一个新传统;前者“是儒家人性论之消极面,不是儒家所特有”,后者则“是儒家人性论之积极面,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论”。(牟宗三,1968年,第216页;徐复观,第3章第5节)这样,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之前的“以生言性”便是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关系。然而,同样是属于新儒家阵营的唐君毅先生,却不仅注意到孟…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荀子》,化性起伪的“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五行》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有一段批评子思、孟子的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在《...     

应该研究“心性之学”

<正> “心与性”及其关系,是孔孟学说至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讨论儒学的“心性之学”,无论对于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还是对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必要的。“心性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式(传统)的人性论,是内圣之学,是政治观的人性论基础。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与西方人性学说,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性”分为“善”与“恶”,即不是“性善论”,便是“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代表是孟子与荀子。他们起点和途径虽异,但归宿是相同的。孟子承孔子心仁论,不仁者,就是现代语言所谓的“没良心”。性善论在道德层面上,持性善,心性合一。荀子也讲心,但与孔孟不同,不是心性合一论,而是二元论。一般地说,荀子将心视为性的高一层次,对性具有主管职能。那么,性是什么,又何谓“性恶”呢?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思孟五行说新解

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里的“五行”,荀子没有明言是什么。唐人杨倞释为“五常”,是为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     

“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

“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方明《淮南子·览冥训》：＂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迩,近之则远。＂高诱注曰：＂革之质,象道;韦之质,象德。欲去远之,道反在人侧;欲以事求之,去人已远也。无事者,近人,有事者远人。＂《淮南子》的这个命题及其命题含有的哲学思...     

评二程溶天理论、修养论为一体的伦理学说

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二程充满社会危机感,但反对变法,主张用加强封建道德修养的办法来克服社会危机。他们以封建伦理为中心,把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融于一炉,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二程以混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比附的手法,把封建道德天理化,同时吸收张载区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二程的道德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     

思孟五行说新解

荀子《非十二号》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抵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于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俗之沟犹音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河之罪也。”这里的“五行”，苟子没有明言是什么。唐人杨惊释为“五常”，是为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从章太炎开始，人们对苟子的思孟五行说提出了许多新看法。章太炎、郭沫若、范文澜。杨荣…     

“性由心主之”与“心由性主之”——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的两种路径

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以王廷相的“性由心主之”与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为代表.王廷相建构了现实、动态的人性论,其“性由心主之”理论将人心设定为人性养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这种致思方向符合“气学思维”逻辑推演.而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则依然没有摆脱理学“复性”模式,人心在人性养成过程中作用较低,因此...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荀学论个体道德认识之发生：合

荀学通过“道德之合”、“天人之合”与“知行之合”对其二元认识论致思模式进行深层论证,提出与传统儒家思孟学派显著不同的个体道德认识理论.其理论特色在于不局限于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个体道德认识,而是将逻辑论、人性论和宇宙论有机地融入认识论中,使其具备更强的说服力.     

董仲舒"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

董仲舒提出了一个“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他主张通过彻底贯彻三纲五常和法制以致情欲于“中和”之境 ,实现理与欲的统一 ,并从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合为一的“真”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本体方面的论证。董仲舒的理欲观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又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误和缺陷。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苟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苟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苟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苟子之“恶”的真实解释、苟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     

宋代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借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欲解决孔子和孟子之间是如何实现思想传承而作的思想努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道统系谱。南宋后期,这一道统系谱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子思因此得到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鱼也得以入祀孔庙,而子思后来更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祠庙。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郭店楚简１０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３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简文主流，当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思孟学派的重构:资料·方法·观点——读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

<正>对于思孟学派的研究,从先秦就开始出现。荀子首先将子思和孟子联系在一起。他在《非十二子》中指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窃蜃铀肌⒚     

《中庸》解论

<正> 《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篇章。自司马迁、郑玄以至程、朱等皆以此文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代的崔述却认为,“《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姒为子思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其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庸》一文中“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辞小异。论者谓此子思传之孟子者。如果是子思传于孟子者,文中应有“子思日”字样,但文中却未有。孟子凡述孔子之言,必称“孔子曰”。如果此十六句确系引述子思之言,亦必称“子思曰”,不会将子思之言掠为已有。可见此十六句并非子思传之孟子者,实为以子思为宗的后学抄自孟子。故《中庸》一文应出此辈之手。今人对《中庸》的作者亦有争论。笔者姑以《中庸》为战国至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