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唯识论》与《成唯识论》

熊十力作《新唯识论》开中国哲学家建立自己哲学体系著作的先河,同时熊子对佛家尤其唯识家的批评甚至否定,以及后者对熊子的群起反驳,又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熊子的批评有哪些道理,他的否定又是否妥当,就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原则上赞成熊子的批评,但不同意他的否定,认为这正好体现了他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个局限终使他不能作出《量论》。     

论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

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唯识学者争论的第一个枢纽是关于“性体”之“性觉”与“性寂”的问题。在心性本净的理解上,唯识学主张自性涅槃,强调离染转依和修行工夫。熊十力抓住佛教唯识学的“性空”“寂静”做文章,以儒家的立场,强调“心性”不是“空”的,而是“实”的,不是“寂”的,而是“创”的,不是“静”的,而是“动”的,由“体”生发出“大用”,展开了“内圣外王”的系统,肯定了文化的建构。第二个枢纽是:“心体”是整全的、有机一体的,还是零碎的、拼凑集聚的;与此相关,道德理性的显发,道德意识的修养,是简易直捷、当下即是,还是繁琐复杂、委婉迂曲的?对于唯识学的繁复的“心”的分析,熊十力的评论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他的思想路数是华严与禅宗,特别是宋明儒的。熊的目的是创造“仁心本体”“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哲学体系,讲主宰,讲大用,确立德性本体的至上性、唯一性、真实性、能动性、创造性,当然不便讲缘起、依他,而必须讲本有、依自。     

从“胜军比量”到“唯识比量”——玄奘对简别语“自许”的使用

本文通过对汉语文献包括日本法相宗的相关文献的解读,解析了玄奘所作的两个典范性的因明量式胜军比量与唯识比量的具体作法,认为灵活使用自许的简别是玄奘对因明学的创造性发展。按照因明作法的通则,自许是对整个因支的简别,使整个因支能满足因的第一相以避免他随一不成过,由此该比量也就成了自比量。而玄奘则创造性地以自许来简别因支中的某一部分以避免其他过失,比如,在胜军比量中是为了避免自异分同全的不定过,在唯识比量中是为了避免有法差别相违过。由于整个因支之能满足因的第一相依然为立敌双方所共许,所以该比量仍为共比量。这种对简别的灵活使用,是汉传因明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东亚唯识学传统中影响深远。     

从《唯识学概论》(1926)到《唯识论》——熊十力体用哲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转变

熊十力1926年出版的《唯识学概论》与他稍后创作的《唯识论》之间经历了一个由两层体用到单层体用、由体用无实质联系到体用不二的思想转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变,他的体用哲学体系才最终在三十年代初得以确立.然而,由于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与结构上的相似性,后者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前者的修改版,而二者在体用观点上的区别常常被忽略.本文...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     

太虚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批评

太虚初评<新唯识论>文言本,明知其尚宋明儒,以执实之凡情直觉,误会并诽毁般若、唯识,却仍容之于真如宗,许其接近禅宗;着眼佛门内诤故.再评其语体本时则指出:其附会禅而归本<易>所立之"寂然"本体实为有漏异熟,乃谬以世间流转事上比佛果法界,故为唯心的顺世外道;儒佛之争时已尖锐故.     

印顺批判熊十力《新唯识论》之深层分析

印顺和熊十力于1948-1950年之间围绕<新唯识论>相关问题展开的争论,是一场以儒、佛之争为载体,触及到基本哲学立场、价值取向、治学方法等问题的学术论争.如果将这一争议置于与内学院吕澂等人从唯识立场出发对<新论>的评价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批判佛教"的语境中考察,对问题的实质将会有更清楚地了解.     

出佛入儒：熊十力量论思想的三期发展及其评价

量论是熊十力思想拼图中重要且零散的一部分,从牟宗三到当代学者都做过补充、完善的努力,但是学者极少论及熊十力的量论存有前后不同的阶段及不同的呈现状态,所以,并不能笼统的把各个时期的量论思想互相填充。熊十力的量论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新唯识论》为代表,依于佛学量论而自出机杼;第二时期以《原儒》为代表,彻底跳出了佛学量论的思维框架,创发出儒家量论的基本框架;第三时期以《明心篇》为代表,建立起知识-道德圆融不二的认识论-工夫论体系。熊十力量论体系虽不完善,但后人也难以真正为它补全。     

王恩洋唯识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王恩洋先生作为内学院欧阳竞无大师座下弟子,可以说是现代佛学界中一位专治唯识学的学者。恩洋唯识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传承于护法、玄奘系唯识学,并且以唯识学来融摄一切佛法。恩洋以唯识学作为工具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论韩穆敦与《唯识二十论》的首次英译北大核心SSCI

1938年,韩穆敦在纽黑文出版《唯识二十论》英译本,首次将《唯识二十论》以英译本的形式引进西方。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于韩穆敦其人关注甚少,对其翻译《唯识二十论》的缘由始末也未有过详尽论述。事实上,韩穆敦及其《唯识二十论》英译本不仅在西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韩氏本人翻译《唯识二十论》的缘起、经过也极具代表性,这与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明之间产生的碰撞,南京地区的中国学者对于唯识论的推崇与复兴,以及他本人作为西方传教士、学者所肩负的传教使命等方面密切相关。韩穆敦所译介的《唯识二十论》,不仅促进了佛教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也堪称20世纪早期美国学界、宗教界与中国佛学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一个典型缩影。     

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

一、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简述无为依唯识学[1]是在瑜伽行派根本唯识学发展时期由弥勒、世亲的著述(如《究竟一乘宝性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佛性论》等)提出的,与《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等提出的有为依唯识学构成瑜伽行派唯识学的两支。“无为依唯识”作为一个概念描述范型,可以看成是用“无为依”对“唯识”的一个限定。“无为依”意为,无为法心性真如是一切法(万有)之根本所依,这主要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唯识”则指一切法的唯心(识)性,以及一切法以心为因而缘起,主要从识境论以及缘起论(…     

关于“唯识”一词翻译问题的再思考

正自上世纪30年代,随着梵本《唯识三十颂》被法国人列维(Sylvain Lévi)于尼泊尔发现以来[1],对古代译经大师如真谛、玄奘等汉译唯识学典籍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的怀疑,就一直没有消停过。引领这场论诤的固然是一些欧洲学者,接着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学者。而国内一些学者加入到这场辩论中,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通过对梵、藏、汉本的对勘,发现汉译与梵本存有一些差异,因此断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学在中国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为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主要涉及古代汉传唯识思想。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思想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     

梁漱溟与唯识学

正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在儒学与佛学之间的互动融通中发展起来的,无论其为人处事还是著述治学都有融儒学与佛学于一体的理论尝试,在深层义理上呈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真正会通。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遭遇了被视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程度的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的梁漱溟也不能回避东西方文化间的对话问题,不得已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进     

庄子思想与唯识学

以唯识学思想为主线,结合西方笛卡儿、洛克、康德等人的哲学学说,对庄子思想内在逻辑中所具备的色境唯识思想、主体意识思想、现象界和本体界沟通的二重世界思想,进行揭显;确立庄子思想在认识论史上的应有地位.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易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论中观—唯识演进的语言哲学意义

对语词与事物关联的探讨,在古代印度哲学中付诸阙如,这成为早期佛教语言思想的基本语境。从部派佛教走向般若经类思想的过程中,语义的实体性被消解,中观的假名论开始成为佛教语言哲学的主流。在中观的名论与唯识的存有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唯识由"空"、"无我"等命题,尤其是对阿赖耶识的性质、内涵的界说,开出了一条引导语言走向自我消解,从而在本体层面上转向存有论的语言思想途径。中观与唯识是两种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佛教学说,而在名实之辨上,唯识表现出了比中观更为丰富、缜密的思维逻辑,主要包括本体论的觉性和存有概念的缘义两个方面。     

玄奘法师《制恶见论》考

《制恶见论》是玄奘在印度游学期间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论书,为玄奘赢得了声震五印的极高荣誉,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本文通过对《成唯识论述记》等相关记载的梳理,认为《制恶见论》的主要内容至少有三项:一是论证大乘经真是佛说;二是证成阿赖耶识;三是改进"带相说",证成唯识。"唯识比量"应是《制恶见论》的一部分。     

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续)

三、中国唯识学在朝鲜半岛传播概况 由于中国的唯识宗内部曾经形成慈恩、西明两个法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传播于朝鲜半岛的唯识学亦有其侧重点。简而言之,在统一新罗时代所传所弘者主要是西明系学说,高丽王朝及其后所传所弘始确立玄奘、慈恩法系为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