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模式设计

科学、完善与有效的救济制度模式设计是政府采购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由于政府采购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采购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保市场公平运作,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与推进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政府采购法目的的实现,最终需要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加以保障。因此,它一方面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偏重赋予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在模式选择与设计上是分阶段进行的。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研究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是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听证会制度是作为保证外贸救济行政执法程序公正的核心制度存在的 ,由于有涉外因素的直接参与 ,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有后来居上并推动中国行政听证会制度完善的功效 ,但现有的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仅由政府规章具体规定 ,体现听证会价值的实质意义上的听证会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完善中国外贸救济法律中的听证会制度不仅是中国入世的要求 ,也必将对中国统一的程序意义上的行政听证会制度的建构起到表率和推动作用     

建立我国ADR补偿救济制度的探讨与思考

到目前为止,我国药品不良反应(ADR)所致伤害责任主体缺失,无法可依,导致"索赔无门".患者往往独自承担药品不良反应伤害后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亟待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在参考了海外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伤害补偿救济制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思考和建议.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构建

药品不良反应是正常使用合格药品产生的有害或意外反应.药品不良反应责任不同于产品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和医疗事故责任.我国应及早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制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试论夫妻侵权之民事救济

构建合理的夫妻侵权救济制度,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共同努力,要明确夫妻侵权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合理界定夫妻侵权行为的范围,规定适用于夫妻侵权的特殊诉讼时效,建立以损害赔偿为主,非财产责任与民事制裁方法并用的方法.     

汶川地震后佛教团体的一体化救济及其社会效果——以重庆华岩寺为例

5·12汶川大地震后,重庆华岩寺通过各种方式对灾区进行一体化的社会救济:首先,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对地震灾区进行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亲身参与抗震救灾鼓舞士气。其次,通过宣讲佛法教义、举办各种法会安定人心。第三,对灾区给予持续救济和长期关怀。通过安身、安心、安生三个层次进行一体化的社会救济。这次抗震救灾的实践证明,佛教团体的社会救济行为是积极有效的。     

医生在英国健康保障制度体系建立中的影响

英国健康保障制度体系包括健康保险制度、医疗救济制度和国民保健制度。医生促使了英国医疗救济制度的出现,并使其在20世纪初成为健康保险制度的补充,改变了英国健康保险制度的内容及其管理体制。医生推动了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出现,而且对其服务内容、管理体制及其实施进程产生直接影响。     

权利的救济权能与公权

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获得公力救助权能所要求的公力救助性义务,在地位、性质、内容和主体方面都具有特定性,应独立类型化.这种义务的充分确认和配置,取决于从充分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遵循权利的基本权能充分化和完整化等法治基本原则,建立合理分工与制约的民主宪政式的权力体制.     

《太平经》“周穷救急”的社会救济思想

东汉后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从民本思想出发,批判了社会上贫富不均、以强凌弱、以智诈愚等现象,怀着对民众的关爱和对弱者的同情,提出了"周穷救急"的社会救济思想,要求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和富人们慈善布施,广散余财,以保障社会下层的贫民百姓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过上安稳的生活,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完善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制度的思考——从《深圳特区心理卫生条例》谈起

近年来强制收治事件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类事件彰显我国精神疾病立法的缺失,集中表现在强制收治存在适用任意化的危险以及缺乏救济途径和必要监督;通过分析《深圳特区心理卫生条例》,建议完善我国强制收治制度,明确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及标准,并完善权利救济途径.     

医疗意外情境下受害患者救济模式思考

为构建医疗意外受害患者的有效救济模式、突破在医患间化解风险的现有方式的局限、真正实现医疗领域各方利益平衡,通过实证分析、文献梳理以及域外经验考察,认为国家作为基本医疗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负有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特殊困难人群给予社会保障的宪法义务,应当采用"专项救助基金"的方式对医疗意外风险进行社会化分担,以合理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并促进医学进步。建议纳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调整,仅对死亡、残疾等严重损害进行标准化补偿,不应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与慈善思想

<正>民国肇始,百废待兴。一方面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与战乱的影响,造成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蔡勤禹指出:"民国社会弱势群体与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有共性,根据这种特点,民国弱势群体可以分为灾民、难民、失业者、残疾者、乞丐、失养儿童、鳏寡老人、不幸妇女等。"[1]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救济,而彼时的社会救济制度并不完善,佛教慈善救济事业在那个     

海外消息

埃及基督徒关怀寡妇孤儿 埃及现有25％的民众生活水平在贫穷线以下,每天只赚2美元,其中寡妇占大多数,另有约170万名孤儿。埃及因为欠缺失业救济与社会福利制度,使寡妇与孤儿成为难以翻身的边缘人。埃及基督徒没有忘记孤儿寡妇,创办科普特儿童院关怀寡妇与孤儿。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双方合理确定合同基数的激励模型

1　引言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成败负有主要责任 ,而经营者的报酬设计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 ,两权分离的程度越高 ,激励性报酬在缩小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差异 ,并在降低监督成本方面的作用就越高。因此 ,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制度是经营者激励机制良好运行的关键。经营者报酬主要包括经营者的基薪和剩余索取权两大部分。基薪一般不与经营者的业绩挂钩 ,对经营者没有什么激励作用 ;剩余索取权将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 ,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较为明显。剩余索取权的实现…     

中国佛教史上的福田事业

在中国,有组织、有制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慈善救济行为,应当说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传入及拓展是分不开的。自佛教在中国生根后,凡跨越家族、宗族、地域的社会化的民间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开挖沟渠、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往往藉助寺院发起或有僧人直接参与、主持。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实行的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等举措,也使宗教修行道场成为救济扶助弱势群体的避难所。本来,佛教徒以“福田广种”为信念,盖因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建造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启蒙了汉…     

论非自愿留院观察诊断制度及其救济——兼评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九条

我国《精神卫生法》非自愿留院观察诊断制度是其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的唯一的法定前置程序。其兼具条件法定性、发生抑制性、手段强制性、实施紧急性、诊断及时性等特性。上述特征阻却了其对患者人身权利的侵袭性,减少了设置其内部纠错机制的必要性,但制止不了其造成人身权利侵害甚至"被精神病"现象的可能性。为此,在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嵌入完善的医疗诊断回避纠错机制,实施后通过该法第八十二条寻求司法救济,以减少其可能带来的人身权利侵害。     

虎跑藏殿湖隐佛祖报本团与清末民初江南绅商的慈善救济——兼论《虎跑佛祖藏殿志》的性质

民国十年，江南部分民间善堂善坛选址浙江杭州虎跑佛祖藏殿，成立虎跑藏殿湖隐佛祖报本团，并编纂《虎跑佛祖藏殿志》。《藏殿志》纂辑的主要资助者和组织者潘炳南，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著名的中国救济善会的发起人，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藏殿志》展现了清末民初江南善坛的发展状况和报本团的成立经过与组织形态。报本团通过扶乩降神管理善堂，形成重大决议并付诸实行，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结社组织，其特殊性也决定了《藏殿志》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佛教寺院志，而是一部会道门史志。     

暴力阴影下医患关系断裂的风险及其弥合——基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伤医事件之网络评论的分析

从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伤医事件网络评论的归类分析发现,在伤医暴力阴影下,认知分歧、暴力交流方式、信任结构破坏以及私力救济选择等均强化了医患关系的断裂风险。断裂风险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医患关系在现有体制下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而各类社会机制的不完善则加剧了该风险。应从推进旨在利益纠偏的制度改革和寻求有效的断裂弥合措施两方面着手,及早弥合断裂风险,形成和谐医患关系。     

从教会到国家:15-17世纪英国社会救助主体的变迁——以农民的地域流动与福利风险演变为视角

土地是农民福利的根基。过渡时期以前,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在限制其地域流动时,其福利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人们所面临的福利风险主要是包括生老病死等在内的自然性风险,教会、庄园等组织内救济承担了缓解农民自然性风险的主要责任。过渡时期,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地域流动加快,自然性风险与包括失业、贫困、流浪等内容的社会性风险并存,社会性风险日益突出。此时,组织内救济已走向没落,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在缓解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英国福利保障主体开始转型。     

临床不合理用药的民事责任及其救济

因临床不合理用药而致患者损害大量存在,但不舍理用药作为医疗责任的组成部分,依附于一般诊疗行为的责任认定,而很少独立探究因不合理用药而致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对不舍理用药产生的医疗纠纷,可以侵权或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但是违约责任更有利于对患者权利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