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在法下”政治传统的形成:从中世纪到都铎

在封建条件下,"王在法下"指王在统治中必须尊重贵族分权的政治结构和神法观念,这决定了中世纪政治的协商性和法治的政治性。英国中世纪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强大的王权和贵族集体多次抗衡导致协商经常化、制度化和议会的产生,"王在法下"从法律理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不经议会不能征税""不经议会不能立法"的宪政原则。然而,由于缺少公权力的支撑,中世纪法治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反而成为贵族混战的工具。绝对王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国家秩序和稳定,而且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合理化及法权的专制性质。在英国,议会是建议者,君主才是法律制定者,而且议会及法律只是王权统治方式之一,都铎统治由此表现为依法而治的专制。这种专制方式提升了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都铎国家的基础能力,也培植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法律信仰。     

政治理论领域中的"亚里士多德革命"

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公元12世纪初之后的近200年,亚里士多德著作先是经过阿拉伯文转译,后来经过希腊文翻译,重新为西方所知晓.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基督教信仰和神学构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冲突.在政治理论领域体现为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奥古斯丁政治传统的冲突.阿奎那的百科全书式神学/哲学体系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基督教神学,教会对阿奎那体系的承认标志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合法化.合法化后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爆发出了教会未曾逆料的政治后果,不仅政治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神学的学科,生发出许多与现代早期政治理论直接相关的重大论题,而且在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王权派逐渐占据上风,王国成为"政治实体",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国家论"在此过程中占据了政治理论舞台的中心.     

民族国家的三大矛盾——来自吉登斯的启示

民族国家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他对现代政治发展所作的反思。他从民主与监控、主权与暴力、民族与国家等三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动力和内在张力,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发展的矛盾性特征。     

法律全球化的三维视角

法律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客观过程.经济的全球化产生了各国法律互相交流和融通的需要,法律全球化正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规制的理性抉择.法律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让渡部分主权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仍然要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无论是国内法还是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法”都要得到主权国家的批准,法律全球化并不否认法律的民族性.全球文化的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不同民族传统对法律全球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全球化绝不能是全球法律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当下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美国法律输出的现实,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或反对法律全球化,而应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     

哈贝马斯关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再阐释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是一道双峰对峙的亮丽风景.罗尔斯通过复活古典契约论的传统,重新焕发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即人民主权论中所具体的专制主义倾向,则使得他的思想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否认.人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而哈贝马斯依据现代政治的发展,以话语商谈理论阐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使其重新成为现代民主正义的重要资源.这是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世纪“和平的保卫者”——马西略的“教俗”权力斗争思想

提要:13—14世纪,马西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倡导"皇权至上"和限制教皇与教会权力,致力于教权与世俗君主权力之间的斗争。他开创了全新的"君主至上论"和限制教皇权力的政治模式。在其重要著作《和平的保卫者》中,马西略提出以基督教全体大公会议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替代教皇的权威;人民选举的"立法者"代表———皇帝,作为世俗社会真正意义上"和平的保卫者"和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构想。其君主权力至上、代表制会议等观念都为后世民族国家形成与近代议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恐惧到羞耻:霍布斯和埃利亚斯的情感思想及其内在关联

霍布斯论证了从相互恐惧和死亡恐惧的自然状态如何进入到以主权者的至高威慑力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社会。受到霍布斯影响的埃利亚斯,虽然同样强调恐惧和国家的作用,但却以不同于自然法的过程社会学,论述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尤其是从中世纪的相互恐惧、对君主的恐惧到文明人的自我羞耻这一心理生成过程。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表明,现代人的核心感受从此前的外在恐惧转变为内在恐惧或自我羞耻,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变为"自我内心的冲突"或"自我对自我的斗争",这将促使我们重新反思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的建构。     

反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新分析法学哲学品格辨析

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分析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分析法学就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运用于法学理论的产物。但以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20世纪新分析法学却是建立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极为迥异的哲学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法哲学流派,新分析法学虽然在法学上主要继承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哈特法律理论之基础的日常语言哲学,还是作为凯尔森纯粹法学之基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它们在哲学品格上都表现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特别是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新分析法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法律实证主义与哲学实证主义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论法律史研究方法的路径选择

法律史学作为法学学科史研究的阵地,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意味着法学学者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从一个新的起点对法学的发展进行回顾、自省以及反思,从而引领法学诸分支学科的再发展,因而也标志着法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成熟程度.本文从批判与反思现有的法律史研究方法的方向出发,对法律史研究方法作出一定的探索,认为现代法律史学的研究进路必须是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本土化需求的.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

新启蒙主义在时代精神上与新文化运动呼应,都缺乏有效联接文明传统的内在视野,同时还须应付革命主义的遗留影响。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单向移植和模仿远远超过对中国现实经验的原生性阐释,削弱或扭曲了它对于政治实践的规范能力,构成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精神底色。来自政治传统的文明复兴论与紧密结合权力现实的社会主义理想派对此提出了重要异议。只有回归并维系"文明传统—时代精神—权力结构"之间的良性张力机制,中国现代政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学科成熟,在社会系统和智识建构上得到文明传统根源的深厚哺养,对政治发展提出富于效力的解释和规划。     

身体、丧礼与王权:爱德华二世之死

本文旨在考察爱德华二世的死亡与丧礼在爱德华王子继位过程中扮演的政治角色,由此揭示身体、王室礼制与中世纪王权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化解王位转移所造成的张力,新政权不仅制造了爱德华二世的死亡假象,利用丧礼雕像为其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而且还处死营救老国王的埃德蒙,并以弑君罪判决莫蒂默。我们看到,一方面,正如西敏寺的皇家陵墓所显示的那样,中世纪王权的连续性奠基于历任国王身体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与王权相伴随的丧葬和祭拜礼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王位能够顺利继承,并赋予新国王以仪式合法性。     

从拉菲努斯到热尔松:近代西方权利理论的发端

中世纪西方权利理论研究表明,权利理论不仅是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理论传统,可以说,它是在融合既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的权利理论家们——拉菲努斯、雨果、奥卡姆以及让·热尔松等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们实现了权利理论与古典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之间的连接与融合,为权利理论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也为现代权利理论奠定了基础。     

霍布斯政治论著中的“人”和“国家”观念

<正>一、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国家面向与公民面向德国学者奥托·基尔克曾在其名著《中世纪诸政治理论》中深刻阐明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中间层级渐趋消弭……)国家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与个人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Individual)均稳步增进,逐渐成为两条中心原理(axioms)--所有社会结构的理论莫不以其作为出发点,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亦将成为所有理论聚讼的焦点所系。"(Gierke,p.87)霍布斯闻名于世,多半是因其创造的"利维坦"(Leviathan)使之成为现代国家理论的深刻与系统的阐发者。经由其创造性转化,"利维坦"已从《旧约》及犹太《圣经》外典里的凶残的巨兽,成为强     

以心代理：明代道德权威的缺失

道德权威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是合二而一的,并通过王权合法性问题而展现出来.道德权威的确立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的"以心代理"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道德生活的混乱与失序的重要原因.     

超越政治权威的罗马法

自2000年以来,美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最后的帝国"的讨论.该讨论针对的是美国一匡天下的政治现实,它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在一个单极化的世界中,民主与法律这些力求体现程序正义的东西是否具有其适用界限?在相关的探讨中,罗马法及其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影响成为关注中心.     

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亨利八世时期的“至尊王权”理论研究

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改革塑造了统领英格兰王国和教会的"至尊王权",这种不同于中古二元社会的新观念催生了新型的王权理论。主张"至尊王权"的理论家们基于教派倾向的不同,提供了多样化的论证路径,同时,这种王权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其内涵需要在王朝政治的实践中被不断修正。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论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虽然人类历史上民族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民族主义却是晚近以来的事情。从西方历史来看 ,民族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从大的历史框架来说 ,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观念 ,具有现代政治的本质特性。我们知道 ,现代民族国家是西方政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西方各主要民族在经历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后 ,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国家。这类政治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的政体形态 ,它们的形成呈现出政治共同体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有的与王权专制相融合 ,有的与城市联盟相携手。但从总的方面来…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