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脱域与调适——西双版纳景洪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考察

丧葬仪式是少数民族宗教伦理和社会建构的重要行为,将血缘、亲缘和地域社会网络关系联结起来,成为解读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传承和变迁的重要文化模式。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社会文化行为的具体实践,通过族群关系的互动,促进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调适,最终形成哈尼族内部治丧活动的社会系统。论文从勐宋哈尼族的历史与文化生态的"场域"出发,详细记叙了其丧葬仪式的过程,尝试分析勐宋哈尼族丧葬仪式的宗教隐喻与社会建构,反思丧葬仪式的功能性价值。吉登斯的"脱域"理论强调的是建构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象征隐喻、社会整合和习俗惯制的调适,使"脱域"机制的形成仍具有调控性和稳定性。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论“男女有别”到“男女平等”的演进史

从费孝通先生笔下,我们看到一个"男女有别"的乡土社会。千年以来,这种男女关系制约着两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之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进而维持着社会秩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男女有别"思想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发展使男女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主要从"男女有别"思想的表现形式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演进来探讨男女关系问题。     

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泛在”和“脱域”——当代生产关系空间构型新探

"泛在"技术是当代人类依托移动互联网,在信号可达的任何时空实现相互交往、处理信息和各类事物、并享受相关服务的技术装备和活动方式。它使人类诸多行为摆脱了狭隘时空的束缚。"脱域"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行为空间概念,指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超脱出来,进入更宽广的境界。本文认为这两个空间范式具有彼此依存、互动的辩证联系。它们给出的行为机制和空间效能,已深深嵌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代生产关系的建构和运行中。故在空间的社会逻辑与社会的空间形塑的结合上,围绕生产关系四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结的机理,解析它们依托"泛在"技术实现"脱域"建构和运行的新机制,便成了揭示当代生产关系空间构型特质及其社会样态变异的一条重要致思之路。这对于经济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于革新空间思维,从行为空间的视角对生产关系新形态做出唯物史观的深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尊重“土地”的文化选择

科学知识有与宗教知识对立的一面,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宗教现象提供了"科学"的视角;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要求与知识的地方性存在张力,而在科学精神的视野下,科学知识本身也是从具有"时代"和"地方"特点的背景中产生的。在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中,我们研究的成果常常具有比较强的"地方性",如何实现经验的特殊性与知识普遍性的对接,需要用科学精神解读中国宗教文化的智慧。     

多角度看“相适应”

宗教的内容非常广泛,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并发生着互通互渗的互动关系。这种深刻的互动关系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内在的依据。宗教和社会政治的相容性为相适应奠定了基础宗教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历来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从我国现行各宗教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都是经历了社会变迁和无数次变革后,才在中国社会中生存下来。各宗教之间,由于教义和信仰对象及崇拜礼仪的差异曾产生过排它性,但为适应共同的社会、社会关系、社会体制而又产生了共同性,…     

从“命”的语义分析看孔孟的安身立命之学

君子如何安身立命是孔孟儒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安身立命首先要"知命"。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究竟什么是"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命"字的语义分析入手,剖析了"命"字所指的多重语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再从天道之命、社会使命、肉体生命三个层面分析"命"的哲学意义,进而论述孔孟安身立命之学的具体内涵,指出先秦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学是在人的个体生命、社会关系、精神超越三个层面完整理解人的"存在",全面安顿人生,从而实现"为生民立命"的目标。     

“场景化”环境艺术设计探析

近几年来,环境艺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于艺术和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环境艺术的设计的需求意识也逐渐增强。其中"场景化"环境艺术设计作为新兴起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现实艺术的应用中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1]。现通过对"场景化"概念的具体陈述,从社会大环境与心理压力角度以及受极简主义与现代派风格的影响分析营造"场景化"环境艺术的必要性。从室外景观室内化法、煽情怀旧法、特定场景设计法、风土人情体验法以及影视、文学情景再现法等五大设计方法分析场景化环境艺术的设计方法,将有限的空间设计成别具一格的无限的空间环境感。     

负性情绪对不同语义、空间关系联结记忆的影响

以负性项目-中性场景以及中性项目-中性场景组成的图片对为材料,通过操控项目-场景之间的语义联系和空间距离,考察了负性情绪对不同语义、空间关系联结记忆的影响。结果显示,当项目-场景空间距离较近时,无论项目-场景之间的语义是否相关,负性情绪始终不会影响项目-场景联结记忆;当项目-场景空间距离较远且语义不相关时,负性情绪会削弱项目-场景联结记忆;而当项目-场景空间距离较远且语义相关时,负性情绪会促进项目-场景联结记忆。结果表明,负性情绪对项目-场景联结记忆的影响会受到项目与场景之间语义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调节,且语义关系在项目-场景空间距离较远时的作用更为突出。     

“初级化”伦理与“次级化”伦理——东西方社会伦理特性比较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而儒家伦理与西方社会的伦理正好相对而立.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五伦”基础上,主张基于血缘的“自然道德”,由此造就了儒家伦理属“初级化”伦理的属性.西方社会则将所有社会关系悉数中介化,主张“走出基于血缘而产生的自然道德”,因而形成了“次级化”的伦理属性.     

“拈花微笑”与中国禅宗的“以心传心”——兼论云南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地位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传承一直上溯至昔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间传佛心印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云南鸡足山则被认为是摩诃迦叶的道场。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体现的"传佛心印",到菩提达摩的"祖师西来意",再到中国禅宗"以心传心"的确立,其中既体现了中国禅宗"心"的宗教形成的脉络,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本文就"拈花微笑"、禅宗传法世系的确立与禅学向"心宗"的过渡之互动关系略做探讨,并以此来说明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形成的佛教中国化背景。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中国乡村社会文化中的“土”——读费孝通《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闻名于世,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书中对传统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认识和解读。"抠"和"土"是乡下人的特点;固定与封闭可以说是"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熏陶下的乡村生活的基本常态;传统的血缘与宗族文化是维护农村社会结构稳定的轴心,在乡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只有破除城乡之间的种种限制,使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交流和融合,才能使乡村社会逐渐摆脱血缘模式的羁绊。基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将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重视农村社会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一篇好文章——评林崇德《"心理和谐"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一文

林崇德的文章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有待中国心理学家研究的迫切问题,进而强调"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主张.该文提出"和谐社会的三个空间是自我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是一致的,从而表明,心理学的研究与实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三重规定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便需要认真对待其中包含的一个关键概念:"物"。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考察"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自然性或自在性,而是要深入探究"物"背后的历史意蕴和社会政治意蕴。可以说,考察"物"始终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一种历史的视角。由此,"物"不再是与人无涉的自在之物,而是表现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对象和产物,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物化"的关系。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之"物"出发进入到人的历史中,探究"物"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人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成为人的。     

市场机制的边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反思与建构

市场机制作为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的高效工具,"嵌含"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承载着平等化、自由化的道德作用和社会政治意义。然而,资本逻辑所驱动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导致了市场价值对社会价值的排挤以及对公共美德的"腐蚀"。对于推动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必然需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伦理传统中演进出与之相适应的、并相互支撑的伦理价值,从而为市场边界向公共领域和良好生活的扩张设置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