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

据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不过对其异同原因,却鲜有学者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造成的。此说并不正确。《鲁诗》、《毛诗》师承不同,汉初又在不同地域传播,但二者的大多数诗篇次第相同,甚至各诗章数、章次、各章句数也大多相同,说明《鲁诗》、《毛诗》基本上都传承了先秦《诗》本。郑玄说毛公改动过《诗经》的篇次,系出于猜测。《毛诗》学者在对诗篇阐释时往往曲解诗句、附会历史,或者以伤今思古的思路解诗,恰说明毛公不曾改动过《诗经》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订的,其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因而也不会出于阐释体系的严密而改动《诗经》的篇次。《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有的可能是《鲁诗》失次,有的可能是《毛诗》错简,也有二者都传承了先秦《诗》本篇第失次之旧者。《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稳定性胜于变异,故《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者远远多于相异者。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子夏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他果敢率直、为人勇武 ,善与贤己者处 ,孔子生前 ,子夏曾经出仕 ,孔子去世后 ,他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 ,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 ,曾作《诗大序》 ;他也研习《尚书》 ,但不如他经 ;他擅长《易》理 ,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 ;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 ,撰有《丧服传》 ;于《春秋》学 ,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 ,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 ,他整理编订六经 ,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子夏所传经学 ,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子夏易学考

据史籍记载,孔子弟子卜子夏学《易》传《易》,并有易学著作《子夏易传》。由于《子夏易传》早佚,以及其他原因,后世很多学者怀疑子夏传《易》之事。文献告诉我们,子夏学《易》传《易》应为事实。而《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和其他有关文献,说明子夏易学主要承绪孔子,兼容《易》之“古义”和“新义”的特点。特别令我们注意的是,子夏研习并传授《归藏》,这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在儒家易学的传承中,可能存在同时传授《周易》和《归藏》两大易学系统的传统。而这一点被以前的易学研究忽视了。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荀子不传《毛诗》辨——兼论《毛诗》为邹鲁儒家所传

《荀子》一书屡引《诗》类文献，然而在《荀子》所引《诗》类文献中，逸《诗》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荀子传《毛诗》说既不见于汉代文献，其中也颇多阻隔难通之处。因此，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荀子传《毛诗》说当出自《毛诗》学派的依托。汉末三国的《毛诗》学派之所以将荀子纳入其传授体系中，一方面是由于荀子为汉代地位显赫的《鲁诗》学和另一部古文经典《左传》的传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与荀子思想接近。邹鲁一带儒生所引《诗》类文献与今本《毛诗》基本一致，《毛诗》当出自邹鲁儒家的传授。     

子夏与《归藏》关系初探——兼及帛书《易经》卦序的来源

孔子弟子子夏了解、掌握《归藏》,在晚年居魏讲学时向弟子传授过《归藏》。战国晚期之初,入魏襄王冢的易学书籍中有《归藏》,应来自于子夏所传习者。帛书《易经》的卦序,表明它应属于《归藏》系统,而其来源也有可能与子夏有关。这些说明,从春秋末至西汉初,在儒家易学的传承中,一直有《归藏》的内容,子夏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郑玄“以易笺诗”考论

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今本《子夏易传》即唐张弧伪本考论

《经义考》和《四库》皆认为,今本《子夏易传》非但不是唐以前流传的古本《子夏易传》,也不是唐代张弧所假托伪撰的《子夏易传》,而是宋以后伪撰的另一新伪本,而唐张弧伪本已亡佚。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本文通过详细考证,认为今本《子夏易传》即宋代流传的唐张弧伪本,易学史上并不存在张弧伪本之后的新伪本《子夏易传》。考证清楚此问题,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利用今本《子夏易传》,以及对古本《子夏易传》的辑佚都有重要意义。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论《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圣人的感生与同祖——郑玄、王肃关于殷周始祖出生故事的争论

殷、周之始祖契、稷的出生故事见于《诗经》中《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四篇,本文通过对考察郑玄、王肃对诗义的不同见解,来澄清郑、王对天子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同认识。在圣人出生的问题上,"三家诗"主张殷周始祖皆无父感天而生,而《毛诗》云稷契为帝喾之子。郑玄与王肃又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明。郑玄虽然注《诗》宗毛,但在此问题上却取"三家诗"之说,但他又进一步认为,虽然殷周始祖实质上是感大微五帝之精(即五天帝)而生,但这并不妨碍圣人有父;王肃在此问题上宗《毛诗》,以为圣人皆有父,且皆为黄帝子孙,以五行为次相继王天下。